房子过剩，基建过剩，冰箱、汽车、电视、空调等耐用消费品过剩，这都是直观可感的。之所以有苦闷感，是因为工资没有过剩，反而出现了相对缺乏的状态。显然，宏观层面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带来幸福感，反而被焦虑感所包围。何也？负债经营，繁荣是债务基础的繁荣。政府有债，企业有债，个人也有债。
如何去除债务，已经成为当下朝野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所谓，无债一身轻。
孙教授贴文后，有个网民说，要控制产能。此说，与我近日所思若合符节。从政府宏观调控角度看，恐怕还真要从此处下手。道理很简单，产能过剩嘛，自然要控制产能。
如何控制产能？按“需”分配是个办法。这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举个例子。今年5月排上了新能源车的家庭号，随后订购了一辆比亚迪王朝系列的车，目前还处于排队状态。这就是先有需求，后有生产。其实，不止汽车，很多商品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从企业角度来说，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并惠及消费端。
控制住产能就控制住了成本。而且，产能调控也会波及分配。企业需要在积累与消费方面有一个调整。具体来说，涉及企业利润、员工权益、社会责任。在高度“计划”指导下，这三者之间应该回归到一个恰当的比例，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
如果从目前生产主导的思维（另一面就是从生存出发过于强调市场竞争）看，上述言论可能会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处处违背人性，市场经济假设的那个人性。因此，新的形势意味着新的思维，首先需要的倒是观念革命。而观念革命也需配合着难以为继的局势。足够过剩，必然不能继续路径依赖。
具体操作上，国进民退未必不是一个思路。只是，国进不能只是市场进，不能只强调做大做强（图存之强），还要社会进，做大做好（兼顾、协同，命运共同体之好）。举个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国企过紧日子降成本可以理解，但把成本转移到供应商层面，或者以裁员为手段，显然仍是过去的进，这也是大家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所在。当前经济社会普遍收缩的背景下，国企不是正要扩大岗位，为社会贡献就业么？这也是进，而且理由也不少。
当然，落实肯定面临着很多既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也可能引发一些群体阻挠。但这正是需要做的工作，而不是因此就裹足不前。为富不仁是历史教训，富而好礼是历史经验。上下调和，是本事，是责任，也是根基。强大的国企，是个很重要的手段和中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关于变化的智慧。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往往从回眸那一刹那开始。
|
|
|
|
|
|
|
|
|
|
10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