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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被骗去小勐拉赌场

          来源: 百度一下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07 04: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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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去小勐拉赌场,格兰仕正以“国民家电”“品质家电”定位推进品牌国际化经营,旨在用品质更好、性价比更高的家电满足全球市场消费升级需求,致力于用格兰仕产品提升全球消费者生活品质。(张佳)“无中生有”虚构本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通过虚假诉讼试图转移财产;持伪造的工资欠条、工资表,名为“讨薪”,实为企图参与分配房屋征收补偿款……司法诉讼是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实中,一些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试图钻法律空子,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制造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正常司法秩序。什么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有何特点?产生虚假诉讼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防范和打击?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恶意串通、虚构事实,“虚假诉讼”牟私利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方式,企图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或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此外,当事人单方虚构法律关系、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行为,也属于广义上的“虚假诉讼”范畴。儿子状告父母要求其变卖房产,这是为什么?浙江杭州滨江区法院法官沈一伟曾审理一起虚假诉讼案件,让他记忆犹新。去年7月,李A来到滨江区法院,要求裁定拍卖、变卖李B和楼某名下一套价值500多万元的房产,实现其担保物权。李A表示,2013年,李B向他借款500万元,约定年息15%,由楼某进行担保,并以李B和楼某名下的一套房子作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李A依约向李B交付500万元,但李B一直没有还钱。李A因此要求将抵押房产拍卖,所得价款让他优先受偿。楼某和李B均对李A的申请无异议。表面上,这只是一起要求实现担保的普通诉讼。但一些细节却让沈一伟不禁生疑:李A和被申请人李B同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原告李A还很年轻,怎么能出借那么多钱?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李B从事房地产开发,财务紧张,债务很多,而所谓“担保人”楼某曾是李B妻子,二人于2000年协议离婚,李A则是二人的儿子。此外,沈一伟还发现,在浙江东阳法院有一起与此案相关的案件,多名李B的债权人起诉要求撤销李A与李B之间的这笔“父子债”以及相应的担保抵押。东阳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李A和李B之间的债务结清,其抵押权也已消失。李A和李B决定铤而走险,他们一边不服东阳法院的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另一边认为法院之间也许缺乏联络,赶紧在滨江区法院启动“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如果滨江区法院没有发现其中“奥妙”认可其申请,房子就可以被拍卖、变现给儿子李A,成功实现对其他债务人的“赖账”。最终,滨江区法院认定其为“借虚假的民间借贷关系,试图通过诉讼转移财产,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依法驳回李A申请。以低成本获得高额不当收益“虚假诉讼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房地产权属纠纷、商标侵权纠纷、劳动报酬纠纷、保险纠纷等领域。近年来,在保险、仲裁和海外交易等领域虚假诉讼案件也逐渐增多。”长期办理虚假诉讼案件的江苏苏州市检察院民事检察处处长冯立介绍,其中,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相对容易,当事人通过合意串通达到非法目的难以被发现,致使民间借贷纠纷成为虚假诉讼的重灾区。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虚假诉讼法律事务部主任王朝勇看来,虚假诉讼的行为人通常具有较为亲密的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由于虚假诉讼需要行为人之间对现有言词证据或书面证据进行相互印证,具有亲密关系的行为人之间更便于串通证据。”此外,从涉案标的看,虚假诉讼涉案金额较大。以低成本获得高额不当收益,正是虚假诉讼行为人的重要动力。从当事人到庭率看,虚假诉讼当事人到庭率较低。由于虚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为给法官查清案件事实设定阻碍,虚假诉讼行为人通常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从案件处理结果看,虚假诉讼通常以调解方式结案。因虚假诉讼行为人之间事先进行充分的对质准备,在庭审现场一般不会出现双方激烈对抗,多以接受调解获得执行依据。“之所以会出现虚假诉讼的问题,首先在于一部分当事人道德观念缺失、法律意识淡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达到逃避债务、逃避税费、稀释债权等目的,不惜以身试法,骗取法院诉讼文书确认。”冯立认为,“虚假诉讼案件往往经过当事人周密串通、精心策划,并且通过诉讼途径实现形式上的合法性。”实践中,虚假诉讼案件的标的往往同时也是其他案件标的,一个案件可能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审理判决,有些虚假诉讼行为人正是钻了法院之间信息不畅通的“空子”。“此外,虚假诉讼查处协作机制不流畅,也加大了侦办难度。”冯立表示,虚假诉讼案件多涉及经济利益,主要标的为钱款、房屋等,围绕标的查明相关法律关系,常需要借助公安、银行、工商等单位力量开展调查,而法律对于协查没有明确规定回复期限等,往往使调查工作遇到困难。严厉打击、加大惩戒力度,强化诚信体系建设以虚假诉讼来牟取私利的违法失信行为,严重损害司法诚信和司法公信,必须依法进行防范和打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虚假诉讼是我国法律中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在刑法中就有虚假诉讼罪的罪名。对于如何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刘俊海建议在诉讼阶段,法院应针对民间借贷、房地产买卖等重点领域案件的受理、举证、审理、执行等环节发放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提升诉讼参与人风险意识和防范心理。同时加大对民事证据的审查力度,进一步打通法院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以防恶意当事人“钻空子”。此外,还应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戒力度。对虚假诉讼的参与人,法院应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适用力度;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检察院、法院应当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案件材料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防范打击虚假诉讼,不仅要通过司法途径严厉打击、加大惩戒力度,与此同时,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诚信氛围同样至关重要。”冯立建议,进一步完善针对企业和公民的征信管理系统,将虚假诉讼参与人列入失信名单,逐步开展与现有相关信息平台和社会信用体系接轨工作,加大制裁和警示力度。“应注重传统宣传与新媒体信息发布相结合,向社会公开发布虚假诉讼典型案例、开展虚假诉讼监督成果巡展等形式,提高虚假诉讼危害的社会认知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诚信风气。”通过对一些虚假诉讼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虚假诉讼的制造者除了一般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外,律师、法官等也可能成为虚假诉讼的制造者。王朝勇认为,对于这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不仅适用于刑法,还可以结合律师法、法官法等与其特殊身份有关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双重制裁,“如此才能严厉打击知法犯法、权力滥用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近年来,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趋势。区域协同发展必然要求规则一体化,对于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需要法治的稳定性、权威性予以保障,在区域内建立相对统一的规则,有效解决地方保护等问题。但是,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地方利益驱动、缺乏立法协调等种种原因,地方在合作的同时也会进行竞争,难免出现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影响。此外,区域内不同的法治水平、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也会造成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有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和法治保障来为一体化战略保驾护航。首先,应协调确定区域立法规划。区域内立法应服从于区域一体化进程大局,科学、合理地进行立法规划和布局,确保立法工作能匹配于地区发展实际需求。各地在进行地方立法时,应选择有迫切需求的领域优先立法,特别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等重点领域进行立法规划,确立统一标准、原则和规则后,分别由各地方立法机关各自制定和颁行。这样既可以实现立法资源共享,节约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协调,减少地方立法中的矛盾冲突,促进区域法制平等。其次,要提升区域立法活动质量,使地方立法围绕区域法治建设和保障需求进行。可以创新推进地方立法相互听证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广泛吸收各方合理意见,使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进程。应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组织、法学家、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法治协作机制,可以定期组织召开区域法治论坛或研讨会,聚焦区域内的焦点法律问题,为地方立法提供有益参考。区域内各地还应对各自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进行审查和清理,逐步完善法律制度体系。鉴于现在大部分区域合作是通过协议、意向书、区域联席会议纪要等形式作出,也需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完善,根据地区实际情况细化和规范后,再由地方人大批准并赋予法律效力。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区域立法协作机制,在一体化区域内协调统筹区域内各省区市的立法,加强地区之间的法律沟通和合作,使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等所形成的制度及其执行相互协调,避免矛盾和冲突,形成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法律监督是实质法治协作的重要一环。在区域法律监督协作中,要重点发挥人大的执法检查功能,对重点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审查,自觉消除行政性壁垒、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妨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法治先行,应当充分意识到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利用法治的力量保障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顺利进行。(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安徽肥东县今年全面推行“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图为8月1日,安徽卓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大为(左一)来到肥东县桥头集镇复兴社区,为群众免费提供法律服务。许庆勇摄(人民视觉)公共基础设施,便民是根本广东深圳梁修明公共基础设施是为了让市民生活更加便利。然而,有些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非但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反而造成了群众的困扰和不便,比如,无障碍通道被阻挡、红绿灯设置不合理不科学、道路指示标志缺失陈旧,等等。之所以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缺少全局观念、系统思维。政府部门花了钱、用了力、使了劲,但公共设施建设不合理、不科学、不便利。因此,应当在公共设施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精准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多些合理化、便利化、科学化的公共服务之举,真正把公共基础设施建到百姓心坎上。管住公车,还需完善细节河南漯河张涛目前,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公车标识工作,在公车车身张贴或喷涂标识,接受社会监督。不过,公车标识还需进一步完善细节和配套措施。例如,有些地方在公车标识覆盖范围上还存在不足,没有覆盖事业单位等;有的公车标识设计过小、不明显。公车标识需要强化规范监督,对标识的方式、要素、范围、监督方式等予以统一,强化监督效果。公车标识后,显性的公车私用问题已经大大减少,但私车公养等隐性问题又陆续出现。公车不好用了,个别干部就用单位的加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将私家车的保养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拿到单位报销。对此,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管理监督,可以利用公车里程数、加油记录等大数据比对,从根源上解决“私车公养”的问题。全面推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已经5年。在全国信访形势总体平稳的情况下,全国网上信访量在信访总量中的占比上升明显,网上信访已成为群众信访主渠道。日前,记者就网上信访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信访局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负责人金艳丽。记者:网上信访给信访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金艳丽:我们着眼于便捷高效服务群众,依托互联网搭建了网上信访平台,着力打造网上“群众之家”。自建成运行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以来,已基本实现国家、省、市、县、乡五级互联互通,构建了集投诉、办理、查询、跟踪、督办、监督、评价于一体的全国网上信访综合应用工作平台,群众可以及时跟踪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流程和处理结果,进行满意度评价。随后,又相继开通手机信访和微信信访,实现网上信访向“掌上”延伸,为群众提供全天候、零距离服务。目前国家信访局移动端信访占网上信访量的七成以上。网上信访渠道不断拓宽,形成了“信访网上投、事项网上办、结果网上评、问题网上督、形势网上判”的“阳光信访”新模式,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高了信访工作整体效能,提升了信访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网上信访因其公开透明、快捷高效、便于监督的优势,受到社会关注和群众欢迎,信访主渠道作用发挥越来越明显。我们将继续优化完善网上信访平台、深化信访信息系统应用,通过优化信访界面、简化操作流程、强化智能引导,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人文的服务,加快推进信访信息系统与信访业务深度融合,将各类渠道提出的信访事项全部纳入系统流转,确保每件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过程都在网上全程留痕,做到信息全部录入、办理全程公开、数据全自动生成。记者:网上信访这几年的实践中还存在哪些难点?金艳丽:网上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网上信访平台整合对接还有待加强、国家信访信息系统深度应用还不够、网上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水平仍需提高、网下推动信访问题解决的力度仍需加大。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把着力推动网上信访业务智能化升级作为今后一项重点工作,加快网上信访平台整合步伐,推进将各类网上信访平台接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实现全国信访数据资源共享。与此同时,依托智能化提升工作效率效能,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引领,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系统功能开发,让系统自动识别信访事项内容,智能推送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政策法规、相关案例、处理建议等,为业务办理提供智力支持。记者:如何进一步提高网上信访解决问题的实效?金艳丽:信访工作说一千道一万,核心就是要解决问题。网上信访要有生命力,关键是网下要快捷高效解决问题。只有及时回应群众诉求、高效推动矛盾化解,才能让群众最直接地感受到网上信访好用管用,不断提升网上信访公信力。为此,我们坚持把功夫放在“网下”解决好问题上,使网上信访快捷高效解决诉求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首先要强化网上信访受理办理,压实首办责任,落实简易信访事项快速办理要求,加大交办和督查督办力度,确保每一件事项都办得快办得好。借力今年国家信访局部署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推动疑难复杂信访事项化解,集中力量解决一批久拖不决的问题。加强对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的专题分析研判,及时提出促进政策完善和工作改进的意见建议,推动成批解决问题。总之,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漠河,位于我国版图的最北端,靠近北极圈,一年中有近半年被冰雪覆盖。冬至前后,见到阳光的时间仅有几个小时。在这里,有被称为“最北人民法院”的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人民法院。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下基层走边疆”采访活动,记者探访了这座北部边陲法院的运行情况。地处偏远但执行法律不打折扣“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入庭!”8月3日,一起镇政府状告村民不当得利的案件在漠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半个小时的庭审,在中国庭审直播网实时直播,全国网民都能通过网络观看庭审实况。互联网、信息化,让发生在边境小镇上的案件被外界知晓。“法院每一个法庭都安装了同步录音录像和庭审直播设备,科技含量一点也不比内地低。”漠河法院院长刘军介绍。在漠河法院,记者看到,执行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滚动闪现着各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画面。通过执行指挥系统,这里可以直接连通千里之外的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智慧法院”建设在漠河得到积极推进。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庭审直播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和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漠河群众打官司享有和内地群众一样的知情权,司法公开在这里得到落实。“大兴安岭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但是执行国家法律不打半点折扣。靠什么确保法院司法活动与内地一致,各项工作不落伍、零偏差呢?我们感到,信息化是有效途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洛大雨说。通过网络,再远的法庭也能与上级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连通,再不起眼的案件也要接受来自全国网民的关注和监督。为此,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协调为辖区内的法院加大“智慧法院”建设投入,仅漠河市人民法院就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建成数字法院系统、执行信息系统、科技法庭系统等多个信息化系统,从审判到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在网上完成。“不少案件在裁判前,法官可以通过裁判文书公开网查询全国各地法院的类似判决。”洛大雨说,以裁判文书公开网为基础的司法大数据,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确保了“类案同判”。让边疆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暖与公正守边固边是边疆干部群众的神圣职责。对于法院而言,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边陲,让边疆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暖与公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在漠河法院,记者见到了一位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叫黎湛隆,曾任漠河法院常务副院长。退休10年来,他坚持义务调解纠纷,如今,在漠河法院,还专门设立了“黎湛隆调解室”。由于办事公允,找他调解纠纷的群众很多。大量案件经他调解后圆满解决,避免了诉讼之累。2016年夏天,两位老人在一处临街的墙脚下休息闲聊,突然墙体倒塌,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由于对赔偿数额达不成一致,死者一直没有得到安葬,矛盾纠纷越闹越大。当地党委政府鼓励家属到法院打官司,但家属不同意,威胁抬尸上访。黎湛隆听说后,主动请缨做调解。凭着良好的口碑和丰富的调解经验,黎湛隆获得了家属的信任。他站在死者一方的角度分析案件,讲明各方的责任,并提醒家属闹访的法律后果。“我告诉他们,事情一直悬而不决,是对死者的不敬。如果他们愿意依法解决问题,我愿意做死者葬礼的司仪。”年迈的黎湛隆一次次苦口婆心相劝,最终打动了死者家属。最后,赔偿协议达成了,黎湛隆也兑现了承诺。作为曾经的法院领导,黎湛隆主持葬礼,给了家属很大的安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党中央对全国法院的要求。在刘军看来,除了依法审理每一起案件,还要切实解决执行难,让生效裁判得到落实。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攻坚战中,漠河法院雷霆行动,惩戒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赖”,啃下了一批“硬骨头”。8月2日下午,记者跟随漠河法院执行法官拘传失信被执行人。当执行干警赶到失信被执行人陈某所开的店铺时,陈某还不以为然,嘴里嚷道:“不就是要钱嘛,没有现金,只有一屋的货,等我处理完就有了。”法官向陈某说明,由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拒绝签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已经触犯法律,将对其司法拘留。当冰冷的手铐铐在陈某手上时,她才慌了神,连忙让店里的伙计把她的钱转到法院专门的执行账户上来。“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受理案件437件,执结331件,有不少都是通过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迫使其履行义务的。”执行法官康云飞说。百年红松见证忠诚干净担当“最偏最远最放心,最北最冷最忠诚。”在漠河法院党建活动室,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标语。这是漠河法院党组对全院干警提出的基本要求。与内地相比,漠河法院的年收案总量虽不多,只有1000件左右,但是漠河法院一线的法官仅有3名,也就是人均办案300件左右,这和全国许多地方法院一样,“案多人少”。“漠河地处大兴安岭深处,林海雪原景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每年,除了常见的涉林涉农案件、环境资源案件,还有不少旅游纠纷,办案压力很大。”刘军说,“3个法官中如果有人生病了,我第一时间就得赶去看看怎么回事,因为倒下一人,意味着1/3的案件没人办。”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冬季严峻的自然气候环境。冬天,漠河经常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白昼时间短,但法院还得正常运转。“每天,上下班走在路上就是考验,一眨眼,上下眼皮就冻上了。”干警们向记者介绍极寒天气下的种种故事。有一年,法院大楼水管结冰爆裂,刘军带着干警抢修。当漏水的地方被堵住后,人们才发现,这里竟然是高压配电室,脚下一尺深的水一旦触到电源,后果不堪设想。“艰苦的条件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两年前,我刚到大兴安岭地区中院工作时,地区120多名员额法官中只有1人是法学专业科班出身,其他的都是‘半路出家’,在工作后才学习的法律。”洛大雨说,漠河法院编制28人,现在只有22人,招不来人,留不住人,是这里面临的人才困境。“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我作为院长最紧要的工作之一。”刘军介绍,为了提高干警的政治素养、法律素质,提高全院的向心力、凝聚力,漠河法院非常注重党建引领,通过党建带队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在法院的绿地里,干警们每人认养了一棵西伯利亚红松,这种树平均可活800年。我想通过认养树苗的活动,告诫全院干警,要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80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但是,这些树是历史的见证,见证我们所审理的案件,见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的奉献。”刘军说。民事纠纷连接民生冷暖,刑事案件更是关乎公平正义。对于司法而言,发生错案是刑事诉讼的最大风险,防范错案是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重大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一方面大力纠正冤错案件,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筑牢防范冤错案件的制度堤坝。严守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才能真正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一看似抽象的概念,恰恰体现在司法个案的具体环节中。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法制科接到这样一起侦查部门流转过来的案卷。公安机关在例行检查某宾馆时,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起获了疑似冰毒的物品。不过,办案侦查员忽视了取证程序,整个取证检测过程存在明显瑕疵,最终因证据不足导致嫌疑人被释放。司法实践中,这种案例并不鲜见。一些存在犯罪事实,但同时伴随各种证据问题的案件,让司法部门定放两难。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点之一就是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通过编织细密的制度规则筛子,过滤掉刑事案件中可能导致冤错结果的风险点,确实保障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符合法律要求,使公正裁判的证据体系基础更加牢固。司法机关百分之一的错误,对案件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证明标准不能打折扣、降要求。“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推动形成刑事诉讼新格局,努力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次诉讼、每一起案件中。要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就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破难题,发挥好现代科技智能化、精准化、可视化等特点,推动解决传统手段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难题。当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利用现代科技不断突破司法人员在体力、智力上的局限,借助司法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把法官检察官从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处理司法核心业务,整体运行效能得到有效提升。公平正义永远是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面对司法实践中的痛点、难点,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力量源泉,虚心向人民群众问计,推出一批饱含群众智慧、实践理性的新举措新做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做到改革过程让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成效让人民群众评判、改革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日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为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从多角度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活动,邀请学生及家长参观法院、旁听庭审,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法院、了解庭审过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图为孩子们在参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智能机器人。黄金崑摄(人民视觉)【案例】茜茜的母亲魏女士为让孩子学习舞蹈,在舞蹈中心某分校区付费1.5万元购买了50节课,中心向茜茜出具《培训收费单》。茜茜在《培训收费单》背面的《入学须知》上签字后入校上课,但学习10节课后该校区停课迁址。因新校区离家较远、交通不便,茜茜停止上课,并要求退还1.5万元培训费。舞蹈中心称,上课地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迁址不构成严重违约,茜茜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茜茜交纳费用接受培训,与中心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虽未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就合同基本内容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应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均应遵守《入学须知》和《培训收费单》中的条款。《培训收费单》显示“中心名称”为舞蹈中心某分校区,所在地即为茜茜入学时的上课地点,该中心单方变更上课地点构成违约。鉴于合同内容为向未成年人提供课外培训服务,履行地点的变更会对茜茜履行合同造成实质性影响,故茜茜有权解除合同,培训学校应将剩余培训费退还。最终法院判决培训学校退还茜茜培训费1.2万元。【说法】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合同履行内容、方式进行变更。但一方擅自变更合同内容,对另一方造成实质性的严重影响,导致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还可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主张赔偿。培训机构擅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家长可要求解除合同,如未经协商更换合同约定的授课老师、一再拖延开课时间导致课程无法继续等。当变更内容对孩子接受培训造成实质性影响、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严重程度,家长可行使合同解除权。如果仅为不影响合同履行的细微调整,则不宜解除合同。另外,因培训机构擅自变更导致合同解除,家长仅可要求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而对于已经产生的费用,培训机构可不予退还。法官提醒,书面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和保障。培训机构可能不会主动签订合同,家长亦可主动提出,并保留收费票据、宣传手册、招生简章等材料。碰到培训机构擅自拖延开课时间、变更上课地点、减少或缩短课时、开课后额外收费等情形,书面合同或上述材料即有可为之处。(本报记者张璁整理)今年5月11日,山东烟台龙口市公安局发布悬赏公告,通缉19年前杀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山东省委政法委微头条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全省政法新媒体矩阵很快形成信息的立体覆盖,阅读量超1300万次。10天后,专案组民警根据网友举报,将改名换姓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艳在北京一小区抓获。今年以来,山东省委政法委充分发挥新媒体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将逃犯信息发到网上进行通缉,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力量收集线索、参与破案,用网络力量为逃犯布下天罗地网,让犯罪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据统计,仅今年4、5月份,该行动就通过网络助力公安机关开展网上追逃17起,在网友的帮助下抓获一批违法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据介绍,山东省委政法委统筹全省新媒体矩阵,依托互联网通过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借助网络微力量汇聚警民力量,推动山东政法工作创新发展。今年以来,以“齐鲁石敢当”为首的山东政法新媒体组织还开展了“微寻人”“微举报”“微围观”等,通过新媒体的运用,激发了基层政法工作“潜动能”。“微举报”打造山东版“朝阳群众”。山东省委政法委鼓励各级政法机关依托新媒体为政法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政法机关开发了一批服务为民、执法办案的新媒体功能平台。其中,“微举报”平台是应用最广泛的平台,借助新媒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开展各种线索的征集,以打击违法犯罪、净化社会环境、助力平安建设。济南天桥警方依托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建立有奖举报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了一支“泉城义士”队伍。日照市依托“东港大嫂”,积极协助当地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成为当地政法群众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山东政法新媒体矩阵借助“微直播”的形式,将一些政务活动通过网上同步直播向网友进行宣传,达到教育人、引导人的目的。山东法院系统多次组织“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山东省委政法委提前下达直播通知,直播后,全省新媒体矩阵启动全网推送模式,为广大网友奉献了一堂生动的普法公开课。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还协调全省检察院系统多次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新媒体小编走进检察院直播检务活动,向网友和社会推介宣传检务工作,增进理解,拉近检民之间的感情。开展“微寻人”帮助家庭重圆“团圆梦”。山东省委政法委积极借助网络话题建设,吸引群众参与政法业务工作,借助新媒体广泛开展各种便民、利民、为民的服务。其中,“微寻人”项目是借助新媒体受众广泛的特性,以发动网友接力寻人方式,帮助走失者、离家出走者及早回家。“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推动相关单位和企业堵漏建制,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监管执法,是其应当坚守的法律职责。“要努力使检察建议体现刚性、做到刚性。”不久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深圳举办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检察建议的落地落实问题被特别强调,最高检表示,检察建议绝不是发出去就了事,要紧紧盯住效果,监督落实情况。把问题指准确,让解决建议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灰黑色、散发着臭味的污水从排污口直接流入水库,营运游船随意停靠招揽生意,破旧船舶发生柴油泄漏,大面积水域被油污覆盖……去年6月,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对辖区内生态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时发现,当地的化成水库存在污染问题,而巴州区20多万群众饮用水就取自该水源地。经调查核实,化成水库是一座集灌溉、城镇居民生活饮水、旅游观光等作用的中型水库,是省政府批准的一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然而在库区竟有化成镇医院等7处直排口向水库直排污水,同时50余艘以柴油为动力的营运船舶从事经营,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区级有关职能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以上违法情形长期未得到纠正。”办案检察官介绍,2017年8月巴州区检察院分别向区环保局和地方海事处发出检察建议书;同时,结合中央环保督察,检察机关促成区政府相继印发《化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整治方案》和《化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整治调整方案》,确保检察建议有效执行。随后,巴州区检察院多次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污水管网设施、保护区标志标牌和禁航警示牌、浮标等,已全面启动建设,随着污水的集中处置,违法建筑的拆除,污染养殖等场所的关闭、整改,船舶淘汰更新,化成水库受污染的状况逐步改善,20多万群众喝上了安全水。检察建议得到落实,问题得以解决。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提出诉前检察建议596件,针对食药安全领域提出诉前检察建议172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直排、违法倾倒垃圾等民生问题。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针对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强,被建议单位才会信服建议、听从建议,认真整改,使有关问题能够及时妥善解决。”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对各行业、系统问题缺乏研究,检察建议多用概括性、模糊性的语言描述相关问题,如“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完善”“责任心不高”等,导致检察建议的内容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被建议单位的整改往往也浮于表面、效果不佳。实践中,存在部分案件检察建议制发几年后,被建议单位仍没有对整改情况进行反馈的情况。“无论是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检察建议,都要把问题指得精准,解决建议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可行性、操作性要强,同时就落实检察建议的期限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表示。在完善相关规定方面,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要及时启动对《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修改,对检察建议的制发程序、文书标准等作出全面细化的规定,推动检察建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让检察建议更好发挥作用。加强类案检察建议,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社会效果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中,发现中学生法律意识淡薄问题突出,就针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对2013年以来区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专题统计,深刻分析学生犯罪增长原因,提出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强化学校管理等对策建议。2017年1月,赣榆区教育局作出书面回复,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法治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学校制定法制教育计划。2018年来,学校采用邀请检察官开展法制报告、升旗仪式“小课堂”、微电影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一组数据更能说明效果如何。2017年,赣榆区检察院办理在校生犯罪案件6人,案件人数同比下降66.7%,在校学生犯罪比例大幅下降。”赣榆区检察院检察长刘波介绍,类案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更为显著,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片”的社会效果。“个案监督针对的是特定单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另外影响力也不大,效果就有局限性。而类案监督针对的是多发性、社会性的问题,通过向某一个方面的行业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有助于促成一些部门和领域的行为更加规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王燕鹏检察官介绍。记者了解到,当前检察建议主要是针对具体案件中反映出来的违法情形、管理漏洞发出检察建议,案内、个案的检察建议多,针对司法办案、社会治理普遍性问题的案外、类案检察建议少。“个别检察机关基于考核指标的要求,强调制发检察建议的数量,而缺乏对类案、普遍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发出检察建议的能力和勇气。”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实上,针对普遍性问题、类案发出检察建议的质量要求更高、监督效果更佳。“加强对类案、一类社会问题开展检察建议工作的力度,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和精准度。”针对个案检察建议多,类案检察建议少的情况,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制发检察建议不在多,而在精、准、实,要注重对一类问题的总结分析,力争让一个检察建议堵塞多个漏洞,解决一批问题。强化监督保障,提升检察建议的落实效果“虽然大多数被建议单位在接到检察建议后,都给予了回复,但有的无后续整改措施;有的纠正措施非常笼统,程式化、虚无化;有的表态整改而并无实际行动;还有的甚至在态度和行为上对检察建议进行抵制。”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办案检察官发现,在学校周边存在较多无证经营摊点,考虑到学生安全问题,遂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是城管部门的职责,而城管部门认为此事应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管理,相关检察建议一直未得到执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刘萍介绍,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建议单位之间没有隶属、管理关系,不能以层级管理关系形成相关压力促使其重视问题整改,被建议单位之间也常以没有行政职能为由相互推诿整改责任。“要善于‘借力’提升检察建议的力度刚性。”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华介绍,泰州、宿迁市人大常委会已出台关于检察建议工作的相关决议,两地检察机关依托人大监督效力,提升了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实践中,连云港市检察院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案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等共同参加的检察建议督查会议制度,提升了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也表示,要通过检察建议公告宣告制度,借助党委、人大、相关机关和社会力量,增强监督刚性和社会支持度。“下一步,要积极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推动完善相关立法,对检察建议的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对难度大、影响大的检察建议进行公开的送达和接收回复,体现仪式化、庄重化、监督化等内涵。”针对如何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多地警方陆续接报一类蹊跷案件,不少受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手机接收到大量短信验证码和银行扣款信息,同时手机银行APP登录账号和密码也遭到篡改,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警方破获此类案件后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特种设备实时获取用户手机短信内容,进而利用银行、网站、移动支付APP存在的技术漏洞和缺陷,实现信息窃取、资金盗刷和网络诈骗等犯罪。警方还发现,尽管不法分子使用了所谓“黑科技”,但仅仅泄露验证码并不足以令其轻松得手——绝大多数用户“中招”的真正原因是泄露了身份证号等其他重要个人信息。当前,诸如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兴犯罪,并非是单打独斗,幕后隐藏着地下黑色产业链这只真正的“黑手”。这条地下黑色产业链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在上游通过黑客渗透、木马病毒、恶意网站等手段与下游犯罪紧密关联,危害公众人身财产安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网络空间管理秩序,甚至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直接或间接威胁。尤其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令受害者猝不及防。随着电信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传统的单点防御面临很大挑战,防范上游犯罪、深挖地下黑色产业链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分析这些新兴犯罪的特点不难发现,上游犯罪为下游犯罪提供工具、技术和数据等方面的支持,客观上帮助了下游犯罪的实施;另一方面,下游犯罪在上游犯罪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作案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对上游犯罪“黑科技”的依赖与使用也越来越多。从立法层面来看,当前刑法对于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非法程序和工具支持,以及盗窃、盗刷、诈骗等进一步犯罪行为,都有严格的惩戒措施,为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和威慑不法分子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在法律适用层面依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由于网络犯罪隐蔽性的特点,难以取得网络上游犯罪与下游犯罪形成共同故意的相关证据,导致在主观认定上存在难点,很难将网络黑色产业链威胁源的团伙按照共犯论处。同时,由于下游犯罪查实难,实践中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又多以下游犯罪成立为基础,因此网络黑色产业链的打击与司法判定工作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上游犯罪是这条地下黑色产业链的“七寸”。面对新兴的网络犯罪,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乃至于行业自律,都必须着眼于全产业链的打击,特别是切断来自上游源头的支持,才能真正遏制下游犯罪滋生,最大程度挤压网络犯罪生存空间,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网络环境安全感。面对暑期日益增长的公民出入境办证受理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开通多项自助服务,合力应对暑期公民出入境办证高峰。图为民警为办证群众讲解办理证件流程。张枨韩斌摄影报道王荣弟是一位在法国打拼了近30年的老华侨,可是前段时间他却遇到了件难事。原来,随着年岁增长,王荣弟和妻子选择回到老家浙江温州安享晚年。由于长年在法生活,他的三个子女均已入了法国籍,他们想和老两口相聚,就必须回国一趟办理团聚类居留许可。对办事流程的不熟悉,让他们有些犯怵。今年5月,当他们听说当地公安部门有一个“警侨在线”平台时,就尝试着远程询问办事流程。没想到,民警不仅在线对其材料进行了预审核,同时还帮其预约了办证时间。不久,他们回温州通过出入境“绿色通道”,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助侨惠侨平台带来的便捷。温州是著名的侨乡,68.8万温籍华侨和200多万在外温商“回家办事难”是个现实问题。为此,当地探索借助远程音视频技术,在目前“全市受理、全国通办、全网流转”的“温警在线”平台中开放“警侨在线”服务功能,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红利惠及海外华侨。据介绍,通过这项改革,解决了多方视频会议和身份认证、语音识别生成笔录、图像合成等业务嵌入问题,实现国内工作室和国外联络点的音像同步、在线互动,对必须“线下办”事项,视频确认群众身份和委托书后,国内关系人线下完成有关手续办理,经调查后审批办结,谈话笔录和视频资料作为办事依据。南非华侨李学,户籍在当地的瓯海区,去年他在市区购买了新房,便想把户口迁移到新房所在地,但因业务繁忙一直无法回国办理。6月14日,当他听说南非“警侨在线”服务平台开通的消息后,就主动联系当地侨团,要求在线办理。当日,在民警远程视频引导下,他登录在线平台,五分钟时间就顺利办妥户口迁移手续。事后,他逢人就说,这个平台不仅能轻松办事,而且能办出好心情。“推动全流程改造,真正让每一部手机都成为一个办事窗口。”温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服务华侨只是平台的应用之一,目前已开发了具有“全事项上网、全智能审批、全时空通办、全方位服务”功能的2.0版人工智能办事平台,设计了适用于各类事项的网上办事通用框架,集事项模糊检索、人机交互引导、数据自动比对、系统分配流转等功能于一体,逐步实现以现场办理、人工核验与纸质证明复印存档为核心的传统业务办理模式转向以电子身份认证、数据共享核验与电子存档为特征的“互联网+”电子政务办理模式。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多,超过本地人口3倍,是典型的人口倒挂区域。在经营活动密集、人口流动大的环境下,各类治安刑事纠纷常有发生。但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仅靠公安机关,很难彻底化解群众矛盾。2010年3月,海珠区凤阳街道创立“司警联调”纠纷调解模式,在派出所设立凤阳司警联调室,由街道聘请两名专职调解员,经司法所培训后派驻到司警联调室从事司警联调工作,专门调解各类因治安案件引起的民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前不久,海珠区康乐社区老街坊伍叔兴来到凤阳司法所,一见到司法所的同志,就拉住他们的手热情地说:“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难题啊!”原来,两个月前伍叔出租的铺位到期,但租客既不续租又以种种理由拖延交租,虽多次交涉,但双方一直无法谈拢,还差点打起来,险些酿成治安案件。为此,伍叔找到凤阳司法所派驻凤阳派出所司警联调室的人民调解员老张。在接到伍叔的申请后,老张邀请两位当事人到调解室来摆龙门阵,释法律、讲人情。最终双方达成续租的协议。老张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在他的调解生涯里,已成功调解了上千件案件,无一投诉。以前群众遇事总爱找警察,现在大家还知道遇事可以找人民调解员了。这大大减少了小矛盾导致大纠纷的发生率,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为进一步完善“司警联调”机制,今年以来,海珠区整合资源,打造凤阳街人民调解中心。该中心是由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共同协调、管理、指导的中心,既是案件调解、调处的调度中心,也是法院、司法所、派出所、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调解资源的联动中心。人民调解中心对整个街道的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调处进行管理、指导、分流、协调和处置,并对重大、复杂疑难纠纷进行分析研判预警、提出意见,实现各类资源和信息有效整合和共享。此外,为积极践行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调解协议达成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规定,海珠区凤阳街道与法院合作,对已成功调解的案件,在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交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提高调解的公信力与司法效力。不到一个月,已有30余件交通事故案件得到司法确认,将法律的刚性与调解的柔性相结合,更好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司警’之间的紧密配合,公安派出所的执法刚性与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柔性更好地得以发挥,在基层维稳中发挥了多重优势: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公安警力有效释放,普法覆盖各个角落,警民关系更加和谐。”海珠区委书记马正勇介绍,“司警联调”机制运行至今,已经成功调解纠纷3500多宗。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擘画出发展蓝图。同年10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列为“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举措而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如何建设,当前面临什么难题?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新时代大湾区经济腾飞?日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这一议题集思广益,共谋良策。推动建立综合协调的机制国际上,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依照设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让这里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委员们认为,大湾区建设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委员、专家们普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天然的优势。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澳门是国际化的城市,珠三角地区则是制造业重镇和新兴的科技创新阵地,且粤港澳之间的合作,也至少有40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就一直积极参与珠三角地区的建设,大大促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发展。同时,港澳的经济也受惠于珠三角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困难也不小。大湾区建设是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制度”环境下实施的。委员、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湾区建设,首先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发挥“一国”之利、“两制”之长,寻求不同制度规则下的最大公约数,而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大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和重要途径。“目前三地有期待有热情,也有不同愿望和需求。”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表示,为避免同质竞争、重复建设和“碎片化”,需统一领导、凝聚共识,把握方向、找准定位,重点谋划、相向而行。裘援平建议,应着重谋划一批有助于港澳融入大湾区的举措,鼓励和调动港澳各界参与积极性,推动港澳与内地民心相通、齐心协力;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方面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在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困难的就是‘综合协调’。”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海鸣说,大湾区应当从法律、政府、市场、社会四个层面建立综合协调的机制,协调处理大湾区内的法律、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社会管理等多种复杂问题。推动资源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是焦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制度,推动大湾区内资源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委员、专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三地一个共同的聚焦点。”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说。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要打通人才流,实现人才共享,创新人才流通的机制;打通技术流,推动特定技术及物资的共享;打通服务流,推动服务便捷高效;打通资金流,推动资金使用的便捷高效;打通信息流,推动湾区教育医疗共建共享。“比如在推进湾区教育医疗创新发展方面,制定港澳医师在内地的执业地方标准,简化港澳医生在湾区长期行医的手续,试点三地专科医师共享及多点执业,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生的招生纳入到教育部统一招生的计划。”吴以环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安全便捷流动是建设的重要基础性环节,应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大湾区资源要素跨境优化配置和相互组合。”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说,当前湾区内资源要素流动仍存在很多障碍,如《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仍属出入境证件,应尽快立法确定其作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的法定身份证件,并纳入公民身份信息核查服务平台。同时,对港澳居民在内地就学、就业、社保、医疗、住房、设立公司及法律文书认受性等问题进行综合安排。未来大湾区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委员、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大家认为,大湾区的建设应该突出重点、整体推进,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兼具科技、金融、制造综合优势,完全有条件建设成复合型的国际创新中心,为国家新一轮创新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发挥支撑作用。“大湾区城市可以加强区内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创新科技的研发及应用,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说,比如促进电子身份认证和电子支付等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智慧城市集群式发展;推动专利技术创业孵化、应用转化、完善知识产权的制度等。“要把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作为把大湾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来考虑。”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耿惠昌说,创新之道关键看人,要达到把大湾区建成全球科技创新新高地这样一个目标,还需要尽早制定能够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解决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的待遇问题等。要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目标之一。委员、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湾区的建设要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便利大湾区内群众就学就业、创业置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尤其是吸引港澳青年参与其中。“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实现澳门和内地湾区城市之间的就业、创业政策接轨和福利保障体系并轨,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增添动力并解决后顾之忧。”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吴志良认为,以港澳青年为重点,提升港澳居民在湾区融合发展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发展“一国两制”、增进四个认同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可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和湾区建设储备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力量。”吴志良说。“如今,内地加快提升了港澳居民的国民待遇,但在学习、就业与创业方面仍有可改进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说,“大湾区建设已实质启动,港澳青年要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人才、资金、信息以及物流的有效流通,为国家战略发展注入新生力量。”霍启刚也认为,针对港澳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研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鼓励更多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学习和工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长远的战略,青年人将起主体作用。因此,要培养更多爱国爱港的青年人,增强他们的国情认识及身份认同。”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林健锋表示,中央及特区政府应继续大力支持官方及民间团体所举办的内地实习与交流活动,推动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发掘更多欢迎港澳青年的优质企业与院校,加强监察实习与交流活动的质素,鼓励部分企业与院校考虑取录与聘用曾参与相关活动的港澳青年,以同龄人的交流合作带动,以向上流动的机会,强化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让他们明白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与责任。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体育的认识都还停留在竞技体育上,认为竞技体育就是精英体育,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我国的体育发展上一度形成“重竞技、轻大众”的局面。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教育理念的变化,群众体育赋予老百姓享有运动的权利,使人们拥有更好的运动场所、更多的体育锻炼机会,更加快乐地享受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推进场地开放,给孩子们创造从小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让广大青少年热爱体育,在体育中得到身心上的全面成长。尽管青少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和场所,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少年儿童体质健康仍然不容乐观。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孩子是家庭和社会希望所在,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小篮球”运动。所谓“小篮球”,是相对现在成人篮球而言,成人篮球无论在篮筐高度、场地面积、规则设计上都有很多不适合少年儿童的地方,小篮球不仅使用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小的篮球,而且在规则设计上回归了游戏本质,以适应12岁及以下(3—6岁及6—12岁)少年儿童身心发育特征,也降低了少年儿童参与篮球的门槛,提升了低龄儿童的篮球运动体验,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同时小篮球规则要求保证每个球员的上场时间,要求教练员以冷静、沉着和友好的态度给球员们提供建议和指导,要求裁判员以和蔼、友善、富有耐心和爱心的态度给球员们以引导和教育,这对少年儿童来说也是全方位的教育。小篮球运动的发展,核心目标就是将篮球融入学校和各类少年儿童的生活场景,以符合少年儿童生理、心理特征的小篮球技能训练、团队活动和比赛等形式,培养和激发他们的参与兴趣,鼓励和吸引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家门,走进体育馆(场),走进社区,走向户外和大自然。小篮球运动将培养孩子们的领导力、执行力、团队协作和沟通交流技巧,在体验“成就”和“挫折”的过程中培育健全人格。目前,有关小篮球场地器材的尺寸标准已随规则问世,但在社会上真正普及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小的篮球仍需要时间。建议通过小篮球联赛这一抓手,推动有关部门和市场加速小篮球的普及。目前,在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联合推动下,小篮球正在走向校园和各社会场所,由此将驱动各类硬件场地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但这一发展过程,也要与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智慧场地等新方向紧密整合。开展小篮球运动,教练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我们还缺乏对教练有效的指导和培训,相关的书籍也很难在市场上买到。建议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加快推进对教练员的培训,系统地、有标准地组织小学体育老师参加培训,明确“练什么、怎么练”。此外,除了技术、身体等专业技能方面之外,教练员的培养还应该加入心理、礼仪、文化等层面的内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教练团队中引进这样的专业老师,共同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让孩子们在篮球技能之外,还能学习到更多积极健康的东西,帮助他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今年以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政协创新工作思路,改进提案办理方法,开展市县两级委员联动,带案视察提案办理情况。通过专题调研视察,协商沟通,督促提案承办单位及时迅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图为政协委员带案视察乡村旅游工作。高荣光摄编辑同志:,中央党校教研部教授林喆在节目中指出:“选任干部在公示的时候必须写清楚,特别是干部子弟必须写出他的家庭背景,到底什么背景,然后是谁推荐的、谁提拔的,在公示里面都应该包含这些内容,对于‘破格’提拔尤其应该写清楚提拔的理由和他以往的政绩。要说明为什么把这么年轻的人放到这个岗位上,而不是其他人,并且与他同时竞争的那么几位人都应该公示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到底应该提拔谁。”,他指出,当今世界,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主流,进行平等交流和合作是大势所趋。面对分歧,平等对话、友好协商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中国希望美国依照《联合国宪章》旨、原则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尽快终止对古巴的,也希望美古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以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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