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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缅甸娱乐场中介

          来源: 百度一下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18 0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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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娱乐场中介我相信互联网行业的里世界,会有不少小编在屏蔽了Leader之后,在朋友圈里悄悄地抱怨“节日营销”的墨迹,抱怨自己无法好好用心做“女性营销”的无奈……或许他们正在等待着作为用户的我们也有责任背上这口锅:如果有一天这些所谓的“女性营销”不再有转化率,不再有点击量、回复数和点赞数,不再成为运营数据曲线图上的一个爆点,这样的糟心事也就自然而然的化解了。,裆饷裆恰=窈螅绦⒒悠栈萃淖饔茫愿咚健⒏卟愦蔚闹Ц镀栈萃贫咧柿康木蒙缁岱⒄埂5车氖糯蟊ǜ嬷赋觯夜靡延筛咚僭龀そ锥巫蚋咧柿糠⒄菇锥巍S胫喟榈氖牵迷龀に俣取⒔鹑诩喙苷摺⑿幸蹈窬帧⒁惺谐』肪场⒖突形榷挤⑸司薮蟊浠=鹑谑鞘堤寰玫难觯执玫暮诵摹>媒锥蔚淖唬挂幸稻肪澈途赫窬址⑸羁瘫浠C裆芯劢狗衩裼笠抵饕担平母镒停梅窀咧柿糠⒄埂!胺锘思苹钡於ㄗ突2015年初,民生银行借鉴国际银行业利率市场化成功转型先进经验,与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启动了全面增长方式转型与治理模式变革,即“凤凰计划”项目。“凤凰计划”整体规划包括战略聚焦与治理模式、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定价管理、财务效率、人力资源管理、科技信息7个模块,共30个项目,分三批逐步设计并试点实施。各模块、各项目设计方案在确保前瞻性、科学性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勾稽关系清晰,做到协同整合。到2017年底,所有30个项目都设计完毕,部分前期设计完成的项目同时在分行开展实施试点。试点项目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收到了实实在在的财务绩效。通过实施“凤凰计划”,民生银行主要业务板块都进行战略聚焦,明确市场和客户定位,优化设计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型商业模式,为打造民生银行业务特色奠定基础。针对业务转型方向,风险管理、资负与定价、财务管理、人力资源、信息科技等中后台管理板块,都设计了支撑业务战略落地的管理体系,提升精细化、专业化管理能力。“凤凰计划”还将商业模式设计模型、全流程项目管理机制等先进技术方法导入全行,有效提升改革转型的基础技术能力。通过全渠道、立体化的宣导培训,“凤凰计划”设计的转型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逐步在全行形成共识,使转型变革的理念深入人心。顺势而为启动全面转型为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民生银行在前期“凤凰计划”总体设计基础上,2018年初启动全面改革转型,把“凤凰计划”设计成果全面嵌入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将转型实施引向纵深。围绕“凤凰计划”聚焦整体战略规划,民生银行的战略定位是打造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和综合服务的银行。公司业务将紧紧围绕民企客户定位,实施精细化客群经营,通过“投行+商行+交易银行”模式,为客户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力求成为民企客户的首选银行、主办银行。零售业务也紧紧围绕民企的战略定位,依托民企生态圈,聚焦小微、民企供应链上下游和企业家特色客群,针对各类客群落实好差异化、特色化服务,成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管家。金融市场业务也聚焦民企定位,围绕公司和零售客群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产品,满足客户资产增值、投资交易、避险等需求,推动全行轻资本转型。民生银行全面改革转型更加注重中后台管理能力提升。针对战略定位和转型重点,结合前期“凤凰计划”设计成果,配套实施相应中后台管理改革,支持前台业务转型。通过完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科技金融战略、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和优化资负与财务管理等重点体制机制建设,确保转型战略落地。在风险管理转型方面不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支持战略业务转型,通过五大抓手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包括风险管理机制优化、风控业务规划前置、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建设、问责及用人机制完善、流程系统与专业团队提升等,重塑风险管理文化。民生银行的全面改革转型瞄准科技金融,通过“数据+技术”双轮驱动,优化科技管理支撑体系,建设数字化智能银行。明确方向引领改革转型银行业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未来一个时期,民生银行改革转型的总体方向是:加快开展战略聚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定位和商业模式,以战略为导向优化组织架构与治理模式,实现银行经营管理的全面升级。战略就是选择。从根本上看,银行转型就是从旧战略的“大而全,小而全”转向新战略的聚焦重点。随着金融业竞争逐步加剧,银行不能什么领域都进,什么业务都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点对当前民生银行的发展尤其迫切。未来,民生银行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与特点,明确聚焦的客户、产品、行业、区域市场等,确定自己的战略转型方向,明确商业模式,打造差异化市场竞争力。民生银行将继续服务全客户类别与生命周期、全价值链,但更加注重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与服务,在重点领域进一步做大做强。民生银行将发挥信息科技基础好、研发投入大、市场贴合近的优势,通过金融科技引领业务与管理创新。此外,民生银行还将在稳定国内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拓海外收入来源。(作者为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8月23日,第179场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围绕“浦发银行调结构强内控,聚焦实体谋求高质量发展”主题,介绍了该行扎实推进结构调整,强化风险和内控管理能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调结构——形成持续健康发展动力谢伟介绍,2018年,浦发银行提出了“调结构、保收入、强管理、降风险”的经营主线,并始终把“调结构”放在首位,着力优化客户结构、资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网点及渠道结构,取得初步成效。在客户结构方面,截至6月末,浦发银行在零售领域通过数字化、分层梯度经营等措施,零售客户达4673万户,较年初增长247万户;在对公领域加强投行、交易银行产品拓客,AAA级以上客户在债券承销中占比增至64%;在金融机构领域,通过线上同业合作平台“e同行”累计拓客超600家。目前,浦发银行已与中国移动、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开展合作,打造“通信+金融”“消费+金融”“社交+金融”多样化服务模式。在资产负债结构方面,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浦发银行资金类资产规模较上年末缩表近千亿,占总资产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对应资金类负债占整体负债比重较年初下降了4个百分点。在网点转型和渠道结构方面,截至6月末,浦发银行完成智能化网点换新建设118家,完成223家网点的去高柜试点。并在业内首推智能柜台,加快智能化业务分流,VTM(远程智能银行)交易笔数同比增长124%,零售全业务自助渠道分流率增至83%。今年以来,浦发银行零售业务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18年一季度,浦发银行零售业务营收占比较上年末提升近10个百分点,成为三大业务板块中第一大收入来源。强内控——加快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谢伟表示,浦发银行坚持“早预警、早暴露、早化解、早处置”的风险主动防控策略,强化合规内控与审计监督等措施,持续加强风险内控,夯实稳健发展基础。浦发银行严格风险贷款分类管理,对逾期贷款超过90天以上贷款实施机控下调不良评级,准确反映资产风险分类情况,风险暴露较为彻底。随着风险管控成效逐步体现,浦发银行不良资产生成率逐步下降。此外,浦发银行推进新一代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分析,构建全流程、智能化“天眼”系统,建立风险集中监测平台。在强化合规内控和审计监督方面,浦发银行对标监管要求,建立包含经营授权类、检查类、考核管理类、处罚问责类等4类12项的内控管控工具,推动内控管理要求落地,强化整改监督管理机制。回本源——围绕国家战略提质增效近年来,浦发银行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努力提升服务质效。充分发挥境内外、投商行一体化服务优势,为客户“走出去”提供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专项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项目信贷余额超220亿元。浦发银行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深度参与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打造了一体化科技金融专营体系。迄今,浦发银行已建立由1个总行科技金融中心、6家分中心、8家科技支行和38家特色支行构成的科技金融专业化经营模式。至今年6月末,全行服务科技型企业客户数逾24000家,科技贷款余额超过1200亿元。浦发银行“e企行”综合服务平台通过云端平台,运用大数据、金融云、移动互联等大量金融科学技术,为中小微企业拓展销售提供支持,产品推广半年多覆盖超4万户中小微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也是浦发银行近年来调结构、促转型的一大亮点。2016年,浦发银行成功发行境内首单绿色金融债,还分三期完成了500亿绿色金融债券的发行。谢伟表示,未来,浦发银行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数字生态银行战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全行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40年,也是中国民法学形成、发展和繁荣的40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缺乏繁荣发展的社会土壤。近4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实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民法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实践土壤和不竭发展动力。几代中国民法学人齐心合力,投身时代洪流,以既有的民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吸收民事法律实践经验,借鉴域外民法学有益成果,初步建立起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民事立法和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在社会变迁中发展成熟40年来,我国社会日渐开放,社会主体更为多元,经济活动、民事关系越来越复杂,人们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民事立法日益丰富完善,以法律条文记录着社会的历史巨变,民法学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发展成熟。从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民法学逐步形成,基本确立了现在民法学的多数范畴、基本原理和重要规则。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曾流行一种观点,主张社会主义社会无需民法。彼时民法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应有地位。对此民法学界展开热烈讨论,推动了民法学研究展开,为制定基本民事法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不仅正式确立了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中国民法学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民法学者还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对国家投入财产的权属性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法理基础,而且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律化。但这一时期,民法学只是构建了民法各部分的粗略框架,内容尚显空疏。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中国民法学广泛借鉴比较法理论,并参酌我国现实,构建了覆盖民法学各部分的知识体系,实现了民法学的蓬勃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经济领域出现了“民法饥渴”,当时的一些法律与市场经济不相符合,很多新规则亟须确立。民法学界以域外民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学理论为参考,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全面构建中国民法各部分的知识体系。民法学研究成果也极大推动了民事立法的出台,比如1995年的担保法、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权法和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等。这一时期民法学的知识体系已经相当齐备,在构成要件等细化领域还出现了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专著。但民法学各部分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状态,尚未融贯为有机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民法典梦”即将成真,民法学界也迎来了学术之春。编纂民法典,需要将民法学的各部分内容整合为一个层次分明、前后一致、环环相扣的科学体系。这一任务大大推动了中国民法学理论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进程。民法学理论的体系化,首先体现为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法一体研究,从而将整个财产法的理论逻辑前后融贯;其次体现为越来越多的民法学者开始关注婚姻家庭法,并将这类调整人身关系的法律和财产法作通盘考量,这种体系化的理论思维使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等不再游离于民法之外。学者的这些努力推动了民法规则的体系化,促进民法理念在民法各部分一以贯之,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法典出炉奠定了良好学术基础。展现独特理论风格40年来,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民法学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学科自身问题,努力开创学术繁荣局面。中国民法学诞生的社会土壤与所处的历史进程决定了它具有与传统民法学不同的理论风格。主动探索我国特有民事法律制度。民法中规范市场交易活动的财产法律规则被许多人认为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学界也公认,在土地权利、婚姻家庭和继承等领域,民法也受到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必然会呈现本国民法自身的法律特色。实际上,民法原理的适用和民法规则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回应改革开放法治实践需要的过程中,我国民法学界曾高度关注国有企业产权如何在民事权利体系中定性以及租赁和承包经营国有企业的合同法规则设计等问题,接着又对农村集体作为法律主体的属性和土地公有制度等我国特有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对民法的中国元素,学界还需要继续深入挖掘。比如,从民法体系的角度深入把握我国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除了偏重普遍性更强的财产法,还需要继续关注财产法和人身法在价值取向和规则逻辑上的根本差异。体现新的时代要求。作为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则,民法可以说是对社会构成和运行原理的部分反映,包含着一些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规则。不可否认的是,信息时代的交易规则、实践理性和价值观念已经与近代民法诞生时有很多不同。如何让民法更好回应社会发展提出的挑战,需要民法学界在耐心考察社会变迁的同时深入研判既有理论,在继承中实现民法学创新。近年来,中国民法学对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交易形态、社会变迁中特殊群体的保护等新问题着墨较多,不断推动民法研究与时俱进。但我们也不能被创新的冲动所左右,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轻易提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法律概念,或者简单粗暴地推翻通说定论,而是要遵循民事法律关系发展规律,确保民法学研究沿着科学轨道前行。研究趋向精细化。中国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与民法典的逻辑结构基本相同,均按照“总则—分则”模式展开。民法典分则各部分的共同规则被抽象为“总则”,民法典因此形成“总则—物法—人法”的基本结构。在分则内部,也首先提炼该领域的共同规则,并将其作为“一般规定”,呈现出“一般规定+具体规则”的编排体例。中国民法学研究最丰满的部分是关于民法总则的研究,包括民法总则、物权法总则、合同法总则、侵权责任法总则等。但是,相比较而言,对民法各部分的分则尤其是合同法分则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比如,对于当前法律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建设工程合同以及普遍采用的招标投标程序,民法学者着墨较少,还未能为相关法律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对于商业活动中日渐流行的保理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等,更是鲜有专题研究。总则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重复性研究也比比皆是,而重要的分则问题研究却门可罗雀。这说明,中国民法学还需要提升研究的精细化水平,以精细作为学术的创新突破口和知识增长点。整合不同价值理念。在价值领域,40年来中国民法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始终努力厘定政府作用与私人自治的合理边界,强调拓展个体民事活动空间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法理支持,而且推动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此外,民法学界不仅巩固和弘扬了保护权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传统民法价值,还顺应现代社会的新趋势,不断引入新价值。比如,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引入交易安全、信赖保护等法律理念;基于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合同缔约各方地位日渐悬殊的事实,引入消费者保护等彰显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社会依存度增强的现实,引入守望相助、社会责任理念等。与传统民法学相比,中国民法学在接纳新价值方面从善如流,并且通过价值观更新尽可能克服传统民法学过分强调以法律规则为本的工具主义积弊。今后,中国民法学还应妥善协调不同法律价值冲突,除了重视保护经济领域的价值,也要重视非经济领域的价值,以进一步增强民法的社会整合功能。开辟崭新前景如果说40年来中国民法学有一个众人瞩目的主题,它一定是民法典。拥有一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法之林的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民法学人的夙愿。40年来中国民法学的努力方向,可以说就是为编纂中国民法典而构建民法理论体系。在中国民法典编纂紧锣密鼓进行之际,民法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以研究范式转型推动对民法学科学体系认识的深化,形成关于民法典体系的理论共识。中国民法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规范研究,即从既定的法律价值出发,结合传统民法的法理、域外民法的文本与理论,依循我国社会现实,解释现行民法的含义或提出立法建议。这其中主要运用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方法和比较法的方法。然而,使用源自不同国家的比较法术语和材料来解释我国法律,有时也难免使中国民法学陷入话语混乱,并显现出中国民法学自身话语体系还不够成熟的问题。虽然为了满足民法适用同案同判、类案类判的确定性,规范研究范式应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民法学者若完全忽视交叉学科研究的成果,无视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具体运用的效果,单靠书斋中的头脑风暴、书本上的经典理论,就容易丧失对社会现实法律需求的体察能力。而把握现实法律需求恰恰是形成、设计中国民法典科学体系的基础与前提。仅仅根据传统民法知识逻辑演绎出的民法典体系,很难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法律问题。比如,在制定物权法时,民法学界就曾出现过是否保留传统物权法体系中典权制度的争议,但争论双方都没有研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典权是否被普遍运用,许多讨论其实仅仅局限于说理,与现实关联度不高。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民法学界已经越来越关注我国日益丰富的法律实践,紧贴我国社会的现实法律需求,并开始运用大数据等新方法分析法律的实际适用状况。我们只有在研究范式上突破旧规,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深入研究新的现实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编纂民法典这一中国民法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构建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民法典过程中,开辟中国民法学的崭新前景。(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法家的这些主张在后来的实践中可能效果不一。后代学者常常把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归咎于法家。其实,法家的思想主张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实施不能简单画等号。一个泱泱大国的兴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地说,秦之兴也,非独法家之功;秦之亡也,亦非独法家之过。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指导庞大国家官僚机器运转的不仅有儒家的“德政”,也有法家的“法治”。在法家“法治”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国自始至终坚持了成文法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历经秦律、汉律、唐律及至明清律例,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石,帮助国家维护长治久安。在古代那样一个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中国能够有效治理非常广袤的地域,成为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威力能够触及社会基层,法家思想和成文法系统功不可没。比较法家产生同时期的其他人类文明,他们的国家形态许多还是城邦、城邦联盟、贵族联合等,不能不说法家的“法治”思想在那个年代展现出独有的智慧。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者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法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有学者认为,法学研究可以远离政治,在书斋里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去探寻纯粹的法学理论。但实际上,法学不可能远离政治,这是由法学的性质决定的,由法治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的。政治可以理解为国家治理过程中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基本治理方式就是实行法治。因此,法治总是同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相联系,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规范化、法治化的表达。政治为法治提供方向,政治变化会引起法律的相应调整。因此,法治必须放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背景中加以考察,脱离政治的法治是空中楼阁。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目的在于通过设定和实施法律规范实现良法善治。因此,法学首先致力于研究立法的目的和价值,然后研究科学立法和法律适用,以实现法律的目的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法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立法学和法律适用学。立法学研究怎样进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确定法律制定或修改的标准和法理,以及法律制定的相关程序问题。法律适用学则研究如何正确地适用法律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换言之,前者侧重于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后者侧重于法律实际怎么用的问题。在法治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以前的时代,法律制定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法学研究关注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多。但如今我们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社会关系多变、利益关系复杂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法学研究也就不得不经常直面法律的变革。这导致不论何种法学研究,都需要更多地关注立法研究,对立法目的和法律价值展开讨论。立法的目的是由立法者确定的,而不同立法者的目标与价值也可能有别。这样一来,对于什么样的法是良法的问题,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或者仅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逻辑学和数学方法得到澄清。从根本上说,立法中何种价值和目标应当被采用,不能仅仅被看作一个科学问题,它注定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立法的目的、价值确定以后,就需要尊重法律运行规律,设计出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则并加以适用。从这个角度看,法学研究不能主观任性,而要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尽可能使法律规范符合社会运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对法律规范的观察研究就有了与观察自然现象相似的特点,即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逻辑学的方法等,这样才能使法学理论具有必要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可以看出,在对立法和法律适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主观臆断,而应在遵循法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刻观察社会生活,把握客观情况,这就使法学也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学试图去客观和准确把握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本身含有目的与价值的法律规范,是对目的和价值及其实现规则的准确把握。因此,在方法上还是不可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要采取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规范中的概念、命题和推理,并探讨如何将法律准确适用于具体案件。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是借助科学性来准确把握和实现政治性的。所以,不管是立法学还是法律适用学,都不可能远离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在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的而服务。立法学直面现实政治的变革。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与政治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政治目的和价值的法律表达而已,公法领域内的许多争论也是政治争论的延伸。一些人认为法学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等是单纯为了科学而科学。其实,这也只是将已经确定的法律的政治立场当作逻辑前提接受下来而已,是对既有政治结果的服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法学研究者不可能将法学当作纯粹的科学来进行研究,政治性是法学科学性的逻辑前提和存在依据,区别只不过在于接受和服务于哪种政治。(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指导、吉林大学法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法学范畴与法理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吉林长春举行。与会者指出,40年来中国法理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原理产生、方法创新、体系重构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当前,学界应致力于继续推进法理学创新发展,关注和思考我国法治现实问题,把握发展与法治之间的深刻关联,深入分析法治在发展进程中的功能定位,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理学话语体系,满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升法治文明的理论需要。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大方向未变在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稳”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为,“稳”字贯穿始终,表明稳增长、防风险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此前加杠杆集聚的风险因素在近年逐步凸显,如何应对风险的逐渐暴露和进一步化解风险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年初以来,信用违约事件的爆发引起市场一些担忧和政策层面的关注,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也因此在防风险的要求下作出一定调整。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2017年杠杆率增幅比2012—2016年杠杆率年均增幅低1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杠杆率增幅比去年同期收窄1.1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杠杆结构也呈现优化态势。有人问,杠杆率趋稳是否意味着去杠杆已经完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随着去杠杆稳步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但目前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大量存在。因此不能过度解读为去杠杆已经完成,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大方向不会变化。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去年以来,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基调下,对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同步加强,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放缓,增加了经济的韧性,但也带来一定程度的短期阵痛。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意味着政策执行节奏会适度放缓,以纾解内、外宏观压力,但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金融风险发散的出发点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稳杠杆+严监管”仍会延续。董希淼说,未来必须坚定不移去杠杆,将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逐步降下来。要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减少无效资金占用。继续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及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目前来看,相比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成效,在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方面还需继续努力。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过快过慢都不足取日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对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相关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董希淼认为,下一步,应坚定决心、突出重点、创新方法,把握好力度和节奏,不断推进和深化结构性去杠杆工作。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应更注重结构性去杠杆,避免滥用“一刀切”的去杠杆措施。如何理解“结构性去杠杆”?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分析,“结构性”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从总量看,我国宏观杠杆率趋稳,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是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不再追求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下降。二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的去杠杆要求。我国国有企业杠杆率比较高,要实现国企杠杆率的稳步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比较大,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在做好“堵后门”的同时也做好“开前门”;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要抑制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势头。结构性去杠杆需要稳步推进,过快或过慢都不足取。“去杠杆要注意把握节奏,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认为,在快速去杠杆、融资过度收紧的情况下,那些本来正常经营、有合理融资需求的企业,也会因融资条件收紧而面临流动性不足,出现经营困难,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同时,如果政策过度紧缩、融资快速下滑,会导致信用风险集中爆发,引发市场避险情绪上升,进而出现市场低迷、成交量萎缩,甚至导致市场失去正常的价格发现和融资功能,这不仅不利于企业正常融资、不利于实体经济增长,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如果去杠杆节奏过慢,则会使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因此,在杠杆率上升趋缓、经济增速有所下行的情况下,“稳杠杆”是较为合适的政策选择。潘向东认为,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稳定,避免过度宽松及过度收紧而加剧经济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去杠杆,比如,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及完善财税制度等。作为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一轮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持续推进至关重要。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此前人民银行宣布定向降准,鼓励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和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实施债转股项目,并明确定向降准资金不支持“名股实债”和“僵尸企业”的项目。推进债转股落地,有助于企业部门降低杠杆率,实现结构性降杠杆的目的。《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出,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要壮大实施机构队伍增强业务能力,拓展实施机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降杠杆领域,完善转股资产交易机制,开展债转优先股试点等。处理好金融去杠杆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7万亿元。有观点就此把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与实体企业融资难联系在一起。社会融资规模为何下降?温彬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主要原因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表外融资较前几年有了较大回落,这也与加强监管引起信用环境的紧缩有关,表外的这些融资需求,短期内表内信贷又难以承接,资本市场也难以消化,进而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收紧,以及一些信用债发行困难,因此出现信用偏紧的状况。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减少950亿元,同比多减1113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192亿元,同比多减2424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2744亿元,同比多减707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237亿元,同比少384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75亿元,同比少361亿元。明明分析,7月资管新规细则落地,整体来看,金融监管节奏虽有所放缓,但大方向未发生改变。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项目仍保持下降趋势,但环比降幅有所收窄。在政策引导下,信用债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债券融资将保持增长,股权融资继续保持低位。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此项调整对社会融资规模数据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明明说。“去杠杆要求货币政策不能过松,货币和融资条件偏紧才能防止杠杆率进一步上升。但我国杠杆率有很强的结构性,部分行业杠杆率过高,其他行业其实并不高。”鄂永健说,但整体性的融资收紧有可能导致本来正常生产经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受到抑制,对经济增长不利。去杠杆还应差别化、有针对性和结构性施策,这也是当前的政策重点和基本取向。目前来看,去杠杆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刀切”等现象,一些杠杆率比较低的民营企业更感到融资困难。潘向东分析,一方面,这是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又倾向于把资金投向具有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缺乏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完善、生产经营信息不透明,风险比较大,金融机构在信用收紧下更不愿意把资金投向民营企业。怎样把握好金融去杠杆与服务实体经济的关系?温彬认为,推进去杠杆,应区分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僵尸企业,该退出的还是要退出,把有限的信用资源投入到鼓励的行业和领域,让金融机构在实际执行中打通“最后一公里”,真正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运行的支持作用。潘向东建议,应继续通过定向降准、加强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民营企业,限制高杠杆率企业融资。鉴于信用收缩容易造成“一刀切”,去杠杆还可通过加快处理僵尸企业、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混改等多种方式进行。同时,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较高,可通过减税、增厚企业利润的方式去杠杆。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有核心技术不一定能赢,但没有核心技术一定会输年中盘点,两家中国企业的表现格外抢眼——一是华为,其智能手机第二季度全球市场份额跃升至15.8%,首次超越苹果公司,位居全球第二;二是京东方,其电视液晶面板上半年出货数量达到2584万台,超过LGD,排名全球第一。这一南一北两家企业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实现超越,背后的因素固然有多个,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先看华为。近10年该公司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940亿元,位列全球第三。持续的研发投入,催生了世界首款人工智能处理器麒麟970、全球首款徕卡三摄技术等领先的软硬件技术,不仅给客户创造了美妙的新体验,而且实现了低能耗、高性能。再看京东方。自2003年至今,京东方每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7%以上。凭借“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技术创新,京东方创下多个世界第一:全球液晶屏最高世代线10.5代线、超大尺寸8K超高清显示产品、多款可弯曲、可折叠、可卷曲的柔性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产品,不断引领技术进步新潮流。持续的技术创新不仅降低了产品能耗、提高了利润率、丰富了客户体验、创造了消费新需求,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社会美誉度和品牌知名度。比如,华为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全球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用户考虑度已从2016年的37%提升到2017年的44%。从中不难看出,如果说技术是企业的立身之基,品牌则是企业熠熠闪光的皇冠,两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加对客户的吸引力、增强产品议价能力,为企业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智能手机领域还是液晶显示屏行业,华为和京东方都是后来者。与苹果、三星、LGD等实力雄厚、知名度高的跨国巨头相比,华为、京东方显然是步履蹒跚、相形见绌的小弟弟。但在与这些巨无霸同台竞争中,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十年磨一剑的创新韧性,华为、京东方逐渐掌握了核心技术,并不断创造新的技术爆点,最终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先者的大转身。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比较一下与华为和京东方前后脚成立的同类企业,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基,有核心技术不一定能赢,但没有核心技术一定会输。如果不在技术创新上下大气力,固然可以凭借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风光一时,却难以长久保持“风景这边独好”,更谈不上超越、引领了。当然,技术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既有失败的风险,也会面临短时的财务压力。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甚至是“创新者找死”的不正常现象。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政策日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年加大、地方保护主义日渐式微、营商环境明显好转、产业生态更加健康,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黄金期。从另一方面讲,资源成本上涨、环境压力加大、产品同质化和生产过剩、消费需求日益个性化等因素,也使技术创新成为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不二选择。只有放眼长远、抓住技术创新这个核心和牛鼻子,选择正确的创新路径、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辅之以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在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的天元科技集团,陈列着两口农家常见的大水缸。上世纪90年代,天元科技集团创始人吕德斌正是用这两口大水缸作料槽,获得了“第一桶金”。如今,天元科技集团业务已遍布50多个国家,同时为我国的航空、航天领域配套生产推进剂燃料和精细化工中间体产品,获得国家、省部和市级科技进步奖50多项。营口是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营口,探寻民营经济发展的密码。创新求变,企业在困境中壮大说起营口的民营经济,绕不开汽车保养维修设备产业,其产品国内市场覆盖率超过85%,出口总额占全国的43%。而要提到汽保业,魏恩贵的经历正是营口民营经济依靠创新寻求突围的缩影。1988年,魏恩贵带着3名工人和一台价值1200元的旧车床创业。如今,女儿魏咏梅执掌的营口光明科技有限公司在意大利成立技术中心,成为全球最大的轮胎拆装机、平衡机生产企业。2017年10月18日,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成为营口市首家在主板挂牌上市的民营企业,也是营口首家进入A股的制造业企业。从最初做机械加工的手工作坊式企业,发展到今天成为光伏组件自动化生产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董事长李义升很感慨:“技术门槛低,很容易被模仿,利润下降非常快。这也是从事低端产品制造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尴尬。”为摆脱这种困境,李义升不断进行产品和技术迭代升级。从1996年创业至今,李义升带领企业完成了15代装备类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创新求变让营口的民企找到了发展壮大的“金钥匙”。目前,李义升的企业拥有国内首套实现光伏组件智能自动化的生产线,其精度指标已达到国际标准。在光伏行业遭遇滑坡的当下,作为配套企业的金辰公司销售额未减反增,去年逆势增长30%,利润率逾20%。“近年来,营口市坚持把民营企业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推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端发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打造营口民营经济升级版。”营口市委书记赵长富告诉记者。目前营口已有400余家民营企业与130余所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镁质材料、石化、装备制造等领域转移转化了300多项关键技术,这些关键技术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20多亿元、新增税收近10亿元。搭台服务,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企业注册资本金从2800万元增加到1亿元。过去注册1亿元需要到省里办理,路远不说,办理时间也长。现在可以在营口片区综合审批大厅集中办理,没有任何费用,3个工作日就办完了。”营口凯悦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凯说。营口“39证合一”前,办理所有业务的企业需要填35套材料,现在只需要一次性填1套工商注册材料及多证合一登记申请表。以前需要50天才能办好,现在只需7天。办理相关审批事项涉及15个部门,以前企业需要往返各部门最少27次,现在只需往返两次。“之前部门分割、重复检查、多头执法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影响营商环境的痛点堵点,我们集中行使工商、质监、环保等16个部门的相关行政职权和管委会承接的监管职权,实现一支队伍、一次出动、全面体检。”营口市政府副秘书长、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张东说。“忠旺集团最初在国内3个城市同时签约建设新工厂,营口市签约最晚,但开工最快,投产最早。”营口忠旺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兰占雨告诉记者。为提高效率,营口探索了一套“保姆式服务”。营口市建立2000多支团队,从项目储备、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直到投产运营的全周期进行跟踪,并实行全程代办,明确推进路线和办事时限。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吴勇说:“类似忠旺铝业这样的用电大户,年用电量约为90亿千瓦时。我们将忠旺纳入省直供电系统平台,每年可为企业节省电费6亿元。”今年上半年,营口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完成5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78.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9.6亿元,占全市的86.5%。占营口企业总数95%以上、从业人员超全市就业人口80%以上的营口民企,在东北振兴关键时期,正交出一份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答卷。在最近举行的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话题引起社会关注。我国机器人产业现状如何?呈现出哪些趋势和特点?还有什么发展短板?应当怎样抓住下一代机器人发展机遇?围绕这些问题,本版推出“机器人产业观察”上下篇,供相关方面和广大读者参考。——编者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发展较快,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与消费者所说的机器人不同,行业内一般将机器人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类。工业机器人主要从事焊接、搬运、码垛、包装等,服务机器人则在教育、医疗、金融、物流等领域提供服务,特种机器人的优势是能在应急救援等高危环境下工作。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中国电子学会发布的《2018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98.2亿美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占将近六成。汽车制造、金属制品加工和电子是工业机器人传统的应用领域,近年来随着工业机器人技术和工艺日趋成熟,应用逐渐向家具家电、五金卫浴、食品饮料等领域延伸。“过去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这样的高端产业,如今已经涉及国民经济39个行业大类和110个行业中类,足够大的应用领域是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市场基础。”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说。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厅,一家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五星级服务接待机器人引来不少观众围观体验。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融合了先进的人脸识别、语言识别、室内导航等智能感知系统,可以完成前台接待、自动巡逻、拍照合影等服务功能。相比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近年来发展较快。专家表示,这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语音理解、视觉识别的嵌入让服务机器人更“聪明”了。服务机器人将是机器人未来的热点,这其中养老型服务机器人需求较大,而以康复机器人、早教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等为代表的家用服务型机器人也正在兴起。起飞重量可达到3吨,续航时间达到30小时,最大航速可达到300公里/小时……这是中航智在大会上展出的无人机T333,它是目前我国最重的一款无人直升机,也是世界上所有直升机中续航时间最长的。工作人员介绍,T333可用于灾难救援、线路巡查、地质勘查等人力难以完成的工作。特殊环境作业的需求助推了特种机器人的迅速发展。《报告》指出,当前特种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定位、导航、避障、跟踪、场景感知识别、行为预测等任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田苗介绍,工业机器人已发展了几十年,当前世界各国依然高度重视,因为它是智能制造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能有效带动制造业提质升级。此外,机器人技术衍生的服务机器人,未来还将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走进家庭,将广泛影响人们生活。机器人技术创新主要围绕人机协作、人工智能和仿生结构展开机器人技术涉及工程材料、机械控制、传感器、自动化、计算机、生命科学等各个方面。当前,机器人基础与前沿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相关学科在相互交流中加速融合。《报告》指出,目前关于机器人技术创新趋势主要围绕人机协作、人工智能和仿生结构三个方面展开。在大会展厅,国内首台7自由度协作机器人——新松协作机器人引得参观者不停询问。新松机器人工程师陈文介绍,相比传统工业机器人,它更小、更轻也更灵活,同时兼具牵引示教、视觉引导、碰撞检测等功能,适用于布局紧凑、精度要求高的生产线,能够满足精密装配、产品包装、检测等操作需要。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工程师赵绘存说,由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更加多元,特别是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在电子信息领域的迅猛发展,对机器人的体积、柔性和灵活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机器人小型化、轻型化、柔性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机器人的应用领域逐渐由搬运、焊接、装配等操作型任务向加工型任务拓展,因此,人机协作正成为工业机器人研发的重要方向。”陈文表示,人机协作将人的认知能力与机器人的效率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可以安全、简便地使用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将更紧密。专家介绍,服务机器人正在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加速迈进,并已经在深度学习、抗干扰感知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赵绘存说,机器人发展必将经历一个“智能+”的迭代过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机器人的深度融合,机器人的“智商”将越来越高,将真正实现由“机器”向“机器人”的重大转变。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余萍说,服务机器人将人从简单导航、解说等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当前对网络状况的要求比较高,离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为机器人提供强大的‘后脑’,进一步提升其智能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向记者描绘了这样的前景: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未来可以用人造肌肉等制成“软体机器人”;与脑科学结合,可以使机器人的一些行为直接受控于人;与生命科学的结合,将产生类生命机器人。但专家同时表示,相比于人,目前机器人仍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认为,机器人发展当前面临三个技术问题:一是现在机器人抓取能力还非常薄弱,如果不通过长期的训练,机器人很难在众多物件中抓取到你所需要的物件;二是机器人视觉还有缺陷,人类可以清晰地看到面前的一切,但是机器人很难真正进行精确的人脸识别;三是机器人移动性受限,因为大部分机器人还是在固定环境下工作,很难让机器人准确并且安全地爬楼梯,以及在一些不平整的平面或区域内活动。我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迈向创新大国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如何?专家表示,我国拥有较为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条,近年来,随着机器人相关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正从机器人应用大国迈向创新大国。不少科技企业进入机器人领域,进一步拓展了机器人的应用。赵绘存介绍,虽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如今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正呈现加快向中高端转型的趋势,国内厂商攻克了减速机、控制系统、伺服电机等关键核心零部件的部分难题,机器人产品的国产化率逐步提升。以减速器为例,深圳大族激光开发的谐波减速器实现了定制化生产,精度与国际品牌相当;苏州绿的公司谐波减速器完成了2万小时的精度寿命测试,大大超出了国际机器人精度寿命6000小时的标准。在特种机器人上,我国也取得持续突破,在特种无人机、水下机器人、搜救机器人等领域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例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成功研发了固定翼无人机智能集群系统;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出世界上最大吨位深水挖沟犁,填补了我国深海机器人装备制造领域空白。“智能+机器人”成为机器人产业的新趋势,也是推进服务机器人发展的重要基础。专家表示,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应用上,我国机器人产业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报告》显示,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特别是计算机视觉和智能语音等应用层专利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在多模态人机交互技术、仿生材料与结构、模块化自重构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提升了我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技术水平。“当前服务机器人市场处于形成期向活跃期转型的关键阶段,主导型的商业模式尚未形成,整体的技术壁垒相对较低,同时我国市场比较大,智能化应用活跃,有望助推服务机器人在消费级市场的快速发展。”赵绘存建议,目前在服务机器人领域还没有全球性的领军企业,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企业需要找准特定应用场景,精准突破,从而占得发展先机。在人脸识别技术蓬勃发展、行业应用方兴未艾的当下,须充分重视并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据媒体报道,人脸识别已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的领域之一。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为68亿元,预计2020年达到7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5.5%。前不久一项权威的人脸识别算法测试结果公布,我国公司在世界上摘得桂冠,另外两家中国公司也入选前五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的地位。随着技术的进步,生活中的“刷脸”应用也越来越常见。手机支付、高铁站安检、入住宾馆或是上班打卡,“刷脸”已经不算新鲜,甚至在商场购物时,衣帽间前刷一刷脸,AI(人工智能)导购就能根据用户画像向你精准推荐个性化的服饰搭配。一些地方还在执法监督、政务服务、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人脸识别系统,“刷脸”挂号、“刷脸”办理个税等都已成为现实。然而,这些新技术应用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信息采集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尤其是在“刷脸”过程中,用户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甚至用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情绪等大量信息都被采集并储存。这些信息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露,用户个人隐私就有可能处于“裸奔”状态。在人脸识别技术蓬勃发展、行业应用方兴未艾的当下,必须未雨绸缪、多管齐下,充分重视并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应当看到,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领域,其开发应用在我国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有关部门有必要在推广应用、数据共享等方面加大引导力度,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面部识别领域的监管力度,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但在现实的信息收集环节中,还是有一些互联网企业没有达到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的要求,尤其是在人脸识别环节,更是缺少清晰的标准与界定。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完善实施细则,加快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同时加大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违背道德伦理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在积极谋求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主动规范行业标准,自觉维护采集、储存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要提升应用软件等载体及储存设备的安全技术水平,避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或遭非法转卖。用户自身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在尝鲜新技术、新应用的同时,多问几个“为什么”,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10年前,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10年来,京津城际累计运送旅客2.5亿人次,成为连接两地的大动脉。京津城际的安全、快速、平稳运行,离不开高质量的钢轨,而它的供应商就是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发展高铁之初,由于国产道岔轨无法承受列车高速运行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震荡,我国不得不花高价进口国外产品。研发适合高铁的道岔轨任务落到攀钢身上,历经19个日夜,技术团队自主研发应用仿真轧制技术,一举成功。全国劳模、攀钢钒型材轧制首席工程师陶功明至今记得首次试轧高速道岔轨的情景。“前一夜,我梦见轧辊断了,吓得从梦中坐起来,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轧制失败一次损失就是数十万元,得益于仿真技术,轧制的成功率大幅提高,这让陶功明松了一口气。仿真技术在航空航天、原子反应堆等方面应用较多,把它应用到钢轨轧制中,靠的是陶功明团队多年的苦心钻研。20多年前,对英语不精通的陶功明手捧《英汉词典》,扎进有关仿真轧制技术的英文文献中,并带领团队四处求教。终于在2009年,他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钢轨全过程连续仿真轧制技术,该技术不仅极大节省了人力物力,还解决了钢轨廓型控制、道岔轨扭转、履带钢折叠等多项难题。高速轨的生产技术在国内无任何经验可借鉴,为了摸索和改进生产技术,攀钢高速铁路钢轨开发团队成员蹲守在高温精炼、连铸生产线旁,穿梭于炽热的钢轨轧制现场,搜数据、想方案,仅轧制一项,就收集了26个检查项目的1000余组、2万多个数据。经过不断优化设计和反复试验,高速轨合格率由最初的10%提高到90%以上,并具备批量生产能力。高铁保持平稳高速前行,除需要钢轨本身精度高、性能优异外,高质量的钢轨焊接技术也是重要一环。为完善钢轨焊接技术,攀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重轨及铁路用钢研究所焊接实验室主任李大东带领团队三十多年如一日,其间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如今,我国的每条高铁线上看不到一个接头,好像两条完整的钢轨一通到底。列车高速运行时,连硬币都能平稳竖立在车厢内。”陶功明自豪地说。从最初满足时速200公里,到时速250公里再到时速350公里,优质高速轨相继开发成功,让攀钢高速轨制造水平逐步走到了世界前列。近年来,攀钢还为客户精心打造了从设计、选型、使用到改进的售前、售中、售后全周期技术服务流程,建立钢轨用户交流平台,制定钢轨服务计划。坚持自主创新,攀钢人在40多年研发钢轨的过程中,建立“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生产一代”的技术创新模式,不断抢占世界钢轨生产技术高地,使攀钢在钢轨领域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及世界领先。“有铁路的地方,就有攀钢钢轨”。这一几代攀钢人追求的梦想,如今正在不断成为现实。攀钢钢轨从攀西裂谷源源不断地延伸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铺到世界各地,串珠成线,连线成网。暑假期间,河北临西县教育部门公开招募科技志愿者组成师资团队,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办了暑假“科技小课堂”,免费为学生们提供科技小发明、小制作特色趣味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图为公益课堂上,辅导老师在为学生们讲解“太空挑战”游戏的执行步骤。张玉坤摄影报道今年是新的棚改三年攻坚计划头一年。上半年,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363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580万套的62.5%。今年,又是国家启动以棚户区改造为重要内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第十年。十年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帮助1亿人“出棚进楼”。棚改十年,城市面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出棚进楼,棚改有利于惠民生、稳增长近9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内,光洁的瓷砖、雪白的墙面,空调徐徐送着凉风。绿意葱茏的小区内,健身器材齐全,门口公交直达超市和医院。这是82岁的徐州市民邱从贵今年搬进的棚改安置房。从前跟家人挤在小小的工厂宿舍,现在住进了现代化的宽敞房子,老人连声说很满意:“对面的商品房每平方米要1.1万元了,我们签约时只要4000多元,拆迁款就足够置换了,等于没掏钱就住上了大房子,国家对咱真照顾!”在徐州,像邱从贵这样“出棚进楼”的居民累计已有30万户。他们集体告别了“房屋低矮、道路狭窄、污水横流、燃煤取暖、家中不通自来水、数百户人家共用一个旱厕”的生活。“怎么安置?按照被征收居民的意愿,就近、异地定销房安置,团购商品房安置或者是货币化补偿安置。”徐州市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杨明说,对这些安置方式仍无力承担的居民,政府还有“兜底”措施:符合经适房条件的安排经适房,双特困户和符合廉租房条件的直接采取廉租房安置。经济困难、补不起差价的,还可以实行共有产权安置,10年内被征收居民可按房屋征收时的价格购买剩余产权。大面积的棚户区改造,不仅改变了个体命运,也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推进,搬迁腾出的空间,不少被建成绿地、公园,如今徐州市区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就有177个。老百姓形象地说,老工业基地徐州从以前的“一城煤灰半城土”变为如今的“一城青山半城湖”。棚改也在林区、垦区、国有工矿中铺开。截至2017年底,全国累计开工改造林区棚户区166万套、垦区危房238万套、国有工矿棚户区305万套。既促进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提升了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承载能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的“中国林都”伊春市,利用棚改机遇,对218个林场所重新进行规划,将1.4万户居民、3.5万人搬迁到了中心场所,林场所撤并后,植被得到了有效恢复,森林火情大幅降低,每年还可节约大量木材资源。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棚改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价上涨较快城市,通过新建棚改安置住房,增加了住房供应;房地产库存多的城市,通过棚改货币化安置,促进了房地产去库存。同时,棚改还带动了有效投资。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棚改完成投资约6万亿元,拉动了建材、装修、家电等消费,促进了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地制宜,棚改安置政策随市场变化调整完善棚改十年,圆了一亿人的安居梦。各地在推进棚改工作中攻坚克难,因人而异满足民生需求,因地制宜平衡棚改资金。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不免有一些问题产生。比如棚改安置政策问题。去年以来,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就有观点认为,是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偏高导致这些原本库存充足的城市房价上涨。站在棚改十年的时间节点上,棚改安置的政策天平,应该更倾向货币还是实物,成为各地继续推进棚改工作必须考量的重要问题。在不少专家看来,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货币化安置和实物安置各有利弊,不能“一刀切”。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认为,此轮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影响因素相当复杂,但主要还是新型城镇化、货币金融、投资投机等因素的影响,棚改只是一个一般影响因素,不宜过分夸大其作用。但如果在供求关系紧张的市场上施行货币化安置,则有可能推高房价,增加棚改安置的成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认为,在库存相对充足的地方,货币化安置相比实物安置优势明显。比如,能够更好满足住户多样化需求,让棚户居民更自由地选择区位、面积。再如,可以大量节省过渡安置的费用,缩短安置的周期。在实物安置情况下,旧房征收、拆迁,安置房建设、配套到最后入住,至少需要两三年。而在货币化安置情况下,从棚户区出来就能马上进现成新房,大大缩短了安置周期和费用。在“棚改实行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由棚户区居民自愿选择”的大前提下,10年过去了,“因地制宜”仍是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今年7月,住建部再次强调,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方,应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棚改安置政策,更多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的地方,可以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事实上,根据棚改进度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情况,近几年棚改政策也在随之调整完善。2015年,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实施棚改货币化安置,要求商品住房库存量大、消化周期长的市、县,要引导棚改居民选择货币化安置方式,既促进房地产去库存,也避免重复建设。2016年,住建部督促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市县,及时调整棚改安置政策,更多采取新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去年底,住建部进一步明确,对商品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方,仍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的2018年新开工棚改项目,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棚改专项贷款不予支持。“给房”还是“给钱”,说到底还是要摸清地方住房供求家底。“地方政府部门对自身情况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当地房地产市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短期和中长期的市场规模会如何发展?”邓郁松认为,地方政府部门不应通过短期的价格变动判断市场情况,比如短期内的房价上涨,并不一定是供不应求,也可能受低利率等因素影响,因此在应对市场变化调整政策的同时,也切忌政策“急转弯”,从而避免政策不断摇摆造成市场大幅波动。政策协同,更科学地把握棚改的节奏和规模2018年至2020年,按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三年棚改攻坚计划”要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除了因地制宜安置,未来三年的棚改该如何推进?要严控范围和成本。过去有的地方对棚改的范围和标准把握不严,将棚改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了一般建制镇,有的将道路拓展、历史街区保护、文物修缮等带来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纳入了棚改范围,也有的把房龄不长、结构比较安全的居民楼纳入棚改范围,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棚改重点攻坚的仍是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各地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不层层下指标、不盲目举债铺摊子,同时,严禁大手大脚花钱,严禁违规支出,努力实现市域范围内棚改资金总体平衡。还要严把质量和配套。住建部指出,按照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的要求,各地应当及早开工新建项目,加快建设续建项目,加大棚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做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棚改安置住房同步规划、同步报批、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严格工程质量监管,让更多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专家认为,未来地方政府部门要着眼于政策整体的协同性,更科学地把握棚改的节奏和规模。“不要把棚改当成孤立政策去执行,而是应当与其他政策协同一体,既要改善一些破旧小区、棚户区的居住条件,又要改善城市面貌,既不能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大的负面冲击,也不能加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邓郁松表示。刘洪玉也表示,“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的1500万套改造任务,比上一个三年计划的1800万套已经有所减少。“三年棚改攻坚计划”结束后,大规模集中连片的城镇棚户区改造将基本完成,之后棚户区改造的形态将变为常态化的零星分散式改造。刘洪玉预计,2018年至2020年棚改的节奏将稍有放缓,地区政策尤其是在实物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上可以科学调整,2020年后棚改工作或将转为以公共租赁住房和社区服务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住房保障和社区发展工作。“棚改质量一定要好一点。”邓郁松说,棚改今后也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遵循建设规律,与相关政策形成合力,让老百姓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近段时间的钢价上涨应属行业运行回归合理区间后出现的正常波动。不过,对钢价上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市场变化,还应未雨绸缪、有效应对,这样便利的生活服务让他羡慕不已,他称想要将这个服务带回日本介绍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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