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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百度一下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16 01:18:11

          平马三中三免费资料大全,员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另外,选手打决赛的能力还有加强的空间。”王炼表示。“稳定和难度永远是一对矛盾,但我们还是考虑要上难度。”叶振南表示,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能够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自由操跟头的难度,高器械的站稳率等。”此外,在今后的比赛中,如何应对客场作战时的不利因素,同样是中国队选手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本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队选手谌龙与印度尼西亚队选手金廷的男单比赛中,朋卡诺体育中心的观众喊声非常大。挥拍时充斥着惊人的声浪,谌龙坦言很难忽视其造成的影响,“有时不是对手进攻犀利,但观众一喊我就容易出现失误。”“两年后的奥运会,我们是客场比赛,因此我们要把困难想得更多一点,在落后的时候怎么比,在领先的时候怎么比。”叶振南表示,届时,比赛地的高温、陌生的场地等都将成为不利因素,如何在此种环境中正常发挥水平,还需要中国队选手早做准备。当老将跨越年龄的阻碍,战胜身体的疲劳,为了梦想而选择坚持,无论能否站在最高领奖台上,都值得尊重伴随着一曲优美的《天鹅》,中国队组合蒋文文/蒋婷婷在雅加达亚运会顺利将花样游泳双人金牌收入囊中。在结婚生女后选择继续自己最爱的花游事业,两位32岁的老将用坚守和执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赞歌。对一些运动员来说,成为母亲往往意味着运动生涯的终结,毕竟长时间缺席训练、体能和精力不可避免地下降,都会让她们的运动成绩下滑,而孩子的牵绊也会使她们对赛场失去眷恋。但同时,孩子也会给这些妈妈运动员带来更多动力。43岁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摘得跳马银牌,她最初的坚持是为了给患病的儿子筹款治病,“你未痊愈,我不敢老”的母爱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母亲的身份,让她有了软肋,更有了铠甲。但当儿子病愈后,她依然活跃在体操场上,坚持的原因唯有热爱二字。蒋文文和蒋婷婷也是因为热爱选择了复出,她们割舍不下对这一池碧水的感情。尽管深知这条道路有多艰难,但她们相信自己,更享受训练和比赛的时光,带着“希望成为孩子们的榜样”的愿望,她们一步一个脚印重新走向巅峰。出色的身体条件、完美的默契,以及多年累积的技术和水感,蒋文文、蒋婷婷两姐妹很快就找回了昔日的感觉。虽然体力下降、伤病增多,竞技状态提升难度较大,但丰富的经历和成熟的心态反而让她们的艺术表现力再上一个台阶,喷薄的情感充满了感染力。花样游泳本来就是一个将体育与艺术完美融合的项目,教练郑嘉表示,希望蒋文文和蒋婷婷给观众呈现出的感觉不仅是运动员,更是艺术家。为老将点赞,向坚持致敬。对还在赛场上拼搏的老将来说,因为热爱,选择坚守,锦标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追求。带着挑战自己、享受比赛、超越极限的心态,他们自律、自强而自信,动力十足又无所畏惧,反而可以在赛场上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当他们跨越年龄的阻碍,战胜身体的疲劳,为了梦想而选择坚持,无论能否站在最高领奖台上,都值得尊重。8月28日,中国队选手谢文骏(左三)在比赛中。当日,在亚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中,谢文骏以13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新华社记者张金加摄本报雅加达8月28日电(记者李硕、马剑)27日,雅加达亚运会空手道项目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中国队获得了1金2银。“成绩比预期要好,但回去之后还要继续抓细节,抓有效技术应用,进一步提高实力。”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建民表示。“我们选拔队员的第一标准就是协调,并且要有非常好的距离感和冷静的头脑。”管建民表示,空手道比赛由于时间短,需要运动员做到三点,即专注比赛、果断使用技术以及不犯错误,“空手道比赛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技术使用和体能的要求都很高。”中国空手道队成立于2006年,当时全队50多名队员都是通过跨界跨项挑选的。随着迈入奥运大家庭,空手道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队的保障提升,民间的参与热情也有所提高。“对我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站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向这个梦想发起冲击。”获得雅加达亚运会女子61公斤以下级金牌的中国队选手尹笑言笑逐颜开。4年前的仁川亚运会,她摘得一枚铜牌。经历了4年的苦练,尹笑言在本届亚运会上顺利夺金,这为她积累了自信,“现在对自己很有信心,接下来打算继续提高自己的腿法,踢得更快一些,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以快为先,要加快移动速度。”本届亚运会,中国队的空手道选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从新队员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进步很快,我们的队员在身体能力和技术能力上没有太大问题,比赛中很强势,但在得分细节上还存在进步的空间。”管建民说,“如果要让他们在比赛中充分运用技术,这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他们心理的稳定性。”酒店—新闻中心—赛场,这样三点一线的生活恐怕是每一个来雅加达报道亚运会的记者的常态。对于综合性运动会,有记者感慨,在各个赛场间周转,以前一天只能跑一个项目。但在雅加达,集中的场馆分布和便利的班车安排,让记者一天跑上3至4个项目不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雅加达共有两个主要赛区。一个是朋家诺体育中心区域,这里举行游泳、田径、羽毛球、射箭、曲棍球、橄榄球等项目的比赛。朋家诺体育中心区域内的会议中心,不仅是主新闻中心,还是击剑、柔道、空手道、摔跤等项目的比赛场地。在新闻中心,记者一边写稿,一边守着官方系统里的比分,当比赛快结束时,就跑进赛场混合采访区,准备赛后采访。采访结束,再跑回新闻中心,整理录音、继续写稿,能如此无缝连接让记者对本届亚运会好评不断。如果记者负责采访的所有项目都在一个区域,那在整个亚运会期间的交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新闻中心走到最远的场馆,大概只需要20多分钟,而且园区内还有免费的摆渡车,便利十足。另一个主要赛区是雅加达会展中心,这里赛场安排也相当紧凑。在这个主要赛区里,武术、体操、拳击、举重、乒乓球等项目分别占用了不同的场馆。这样记者便可以实现几个项目一把抓的“壮举”。从主新闻中心每一个小时就有一班到这里的班车,车程大约半小时。晚上比赛结束后,同样有整点发车的班车回到新闻中心。这些体育场馆紧紧相邻,为记者的工作带来了便利,让人倍感幸福。8月28日,中国队选手张心妍在比赛中。当日,在亚运会女子个人反曲弓决赛中,张心妍战胜印度尼西亚队选手蒂安纳达夺得金牌。新华社记者李贺摄编者按:8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审议电子商务法、民法典各分编、土壤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草案。这些法律草案重点关注什么问题?具体作了哪些规定?将对现实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请看报道。电子商务法草案: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本报记者张璁8月27日,电子商务法草案再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已经是这部法律草案第四次进行修改了。促进电商健康可持续发展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已达71751亿元,比上年增长32.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4806亿元,增长2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5.0%。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社会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如何为其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年来一直提出相关议案和建议,希望加快电子商务立法。自2013年12月起,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牵头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工作,组织成立由国务院多个部门参加的电子商务法起草组,并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吸纳地方人大、院校专家、部分电商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起草工作。在电商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其立法原则就很明确:立法始终把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可持续发展摆在首位。一是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权益,明确义务和责任。二是鼓励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模式,同时通过创新监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中持续发展。电商法草案的历次修改中,充分发挥了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社会各界也都广泛参与了讨论。8月27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所作的草案审议结果报告中指出,各界在评估立法内容时总体评价认为,草案经过常委会三次审议修改,充分征求并吸收了各方面意见,达成了最大的社会共识,已经比较成熟,建议尽快审议通过。侵权罚款数额大幅增加前不久,电商平台拼多多因“山寨”泛滥问题,陷入了一场不小的舆论漩涡。8月1日,上海市工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约谈拼多多,对拼多多平台上销售“山寨”产品、傍名牌等问题认真开展调查检查。知识产权保护在电商法中也是重点,从草案三审稿到草案四审稿都予以专门规定,在几轮草案修改中基本保持了一致。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黄汇表示,互联网“山寨”侵权现象,从经济因素来说,知识产品开发创新的高投入与“山寨”侵权的低违法成本之间还有落差。此番草案的修改提高了违法行为的成本。此前草案三审稿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处罚作了规定,而此次公布的草案四审稿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表示根据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将罚款数额由“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提高到了“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在立法的平衡保护上,专家表示需要在执行上更进一步细化。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文华表示,当前草案包括知识产权条款在内的内容增加了平台的义务和责任,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立法中回应关切、平衡利益的难度不小,未来还需要实施细则及时跟上。“连带责任”改为“补充责任”浙江宁波的吕先生网购了某品牌的灶具等产品,但厂家安装时用的胶气味很重且没有包装标识。不久家人身体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反应,经仪器测试发现甲醛超标达4倍,但在维权时却困难重重。电子商务不同于传统商业本地化、“面对面”的特点,尤其是小额网络消费时,消费者维权成本高、维权难是不争的事实。电子商务法修改思路之一,就是要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因此,前几轮草案修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作了必要的补充完善,以更好地保证交易安全,保护用户和消费者权益。与此同时,电商法草案对权利保护的规定也需要与现行法律相衔接。有专家此前曾对草案三审稿中的“连带责任”规定提出意见,认为可能导致不同法律在适用上“打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表示,此前电商法草案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其严格程度超过了侵权责任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实践当中可能导致电子商务经营者与消费者就如何适用发生分歧。“一些社会公众、电商平台企业和法律界人士提出,草案三审稿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给平台经营者施加的责任过重,建议将‘承担连带责任’改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相一致。”在8月27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显示,这样规定更为合理,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充分保障。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体现民事权利保护的新进展本报记者徐隽8月27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物权编:专章规定居住权“实践中,一些物业服务企业未征求业主意见擅自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外墙、电梯张贴广告等营利。对此,草案增加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介绍。为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草案专门增加一章规定居住权。“这一制度安排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杜涛说。针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续期的问题,草案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将来,国务院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后,再进一步做好衔接。”杜涛说。合同编:增加优先承租权制度“为适应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规范电子交易行为,草案对电子合同订立、履行的特殊规则作了规定。”沈春耀介绍。在对弱势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保护方面,草案加大了力度。为落实建立租购同权住房制度的要求,保护承租人利益,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草案增加了住房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制度。此外,还规定了电、水、气、热力供应人以及公共承运人对社会公众的强制缔约义务,完善了格式条款制度。“为落实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要求,草案规定,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交易习惯负有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义务,在合同终止后负有旧物回收义务,同时还规定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依法负有回收义务。”杜涛说。人格权编:人格权受法律保护“草案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对人格权不得进行非法限制。民事主体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姓名、名称、肖像等,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草案还规定了人格权受侵害后的救济方式。”沈春耀说。“为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格权,草案规定了权利的具体内容,还针对反映较多的问题,对法定救助义务、人体组织器官捐赠等问题作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说。据了解,为了平衡好保护个人权益和发挥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作用之间的关系,草案在详细规定名誉权和荣誉权内容的同时还规定,行为人为维护公序良俗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捏造事实、歪曲事实、对他人提供的事实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或者包含过度贬损他人名誉内容的除外。婚姻家庭编:增加离婚冷静期“现行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为尊重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草案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对方,不如实告知的,对方可以请求撤销该婚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巡视员杨明仑介绍。据介绍,实践中,由于离婚登记手续过于简便,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为此,草案规定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夫妻债务问题,现行婚姻法没有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规定。“司法解释刚出台实施不久,尚需要进一步观察实践效果,再研究如何在婚姻家庭编草案作出相关规定。草案目前对现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未作实质性修改。”杨明仑介绍。继承编:增加新遗嘱形式“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避免和减少纠纷,草案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草案还完善了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了扶养人的范围,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促进老龄产业发展。”沈春耀说。据了解,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国家税收应收尽收,草案规定遗产分割前,应当支付相关费用,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缴纳所欠税款,同时明确遗产已经分割时债务清偿、税款缴纳的具体规则。“草案还增加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为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草案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删除了继承法中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杨明仑说。侵权责任编:鼓励助人为乐“侵权责任法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实践中,该规定因裁判标准不明导致适用范围过宽,社会效果不是很好。为进一步明确该规则适用范围、统一裁判尺度,草案将侵权责任法规定中的‘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石宏说。草案规定故意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品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实践中,无偿搭乘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争议较大,为了既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又鼓励大家助人为乐,草案规定,无偿搭乘人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机动车驾驶人赔偿责任。此外,草案还规定侵权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损害生态环境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本报记者徐隽8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可明表示,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当其时。草案遵循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分类管理、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制度针对性,科学规范防治工作流程,符合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际,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已经比较成熟。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报告指出,有关方面提出,土壤污染修复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应当突出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如下规定:一是突出源头预防,规定生产、使用、贮存、运输、回收、处置、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避免土壤受到污染。二是强化重点监管对象的责任,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将相关义务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同时规定相应法律责任。据胡可明介绍,草案三审稿明确了超标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的内容;规定了农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安全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制定防治污染的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草案三审稿还增加规定农用地地块的修复方案、建设用地地块的风险管控措施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明确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的地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强化“污染者担责”为进一步理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突出污染者责任,草案三审稿强化了“污染者担责”,明确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增加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变更的,由变更后承继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履行相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为鼓励自愿治理,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关当事人自愿实施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此外,草案三审稿第五十七条第四款增加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等负有协助实施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报告指出,有关方面提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直接涉及人居安全,十分敏感,应当加强准入管理,确保土地开发利用前符合用地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严惩重罚形成震慑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三审稿还加大了对土壤污染防治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严惩重罚,形成震慑。草案三审稿第八十六条、第九十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篡改、伪造监测数据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规定对专门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活动的单位出具虚假报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永久性禁止从事相关业务;并增加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十年内禁止从事相关业务,构成犯罪的终身禁止从事相关业务;同时增加规定这些单位与委托人恶意串通,出具虚假报告,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草案三审稿第八十八条增加规定,对农业投入品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农药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根据草案三审稿,对实施风险管控或者修复活动造成新的污染、拒不配合检查、未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等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此外,草案三审稿第九十二条还加重了对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未按照规定实施后期管理的违法行为的处罚。重庆市南川区通过农村电商平台,积极开拓农副产品网上销售渠道,拓宽村民致富路,让电商为乡村振兴助力。图为电商营销人员帮助兴隆镇雪莲家庭农场销售刚采摘的水果。瞿明斌摄(人民视觉)“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打证据就是打鉴定。”老百姓对司法鉴定的通俗理解,也侧面说明了司法鉴定对于诉讼活动的重要性。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制度不完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司法鉴定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多头重复鉴定、鉴定意见“打架”、乱收鉴定费等问题时有发生。去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严格执业责任,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司法鉴定与办案工作的衔接,旨在不断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促进司法公正。当前,在司法鉴定领域有哪些新变化?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便民高效,挤走“黄牛”“我遇到交通事故被撞伤,住院10多天。和肇事方谈赔偿时,对方告知需做完三期鉴定(即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后保险公司才会据此理赔。”不久前,李女士带着就诊资料来到浙江省海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咨询该到哪里去做司法鉴定。令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也有鉴定人员在值班。通过了解李女士的情况、翻阅就诊资料后,鉴定人员协调同在值班的保险公司人员跟肇事方投保的保险公司联系,经确认后,委托做了鉴定。“等鉴定意见出来,保险公司就能理赔结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司法鉴定人员告诉李女士。一站式窗口,鉴定服务更为便捷。“近年来,浙江省司法厅积极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进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人民群众不用找‘黄牛’,就可以找到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便捷的法律咨询与鉴定服务,进一步拓展了服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浙江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处长潘广俊介绍。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司法鉴定越来越广泛地参与诉讼活动,“黄牛”扰乱司法鉴定市场、鉴定程序违规等问题随之凸显。“例如,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中,‘黄牛’一边买断受害人的赔偿款,一边通过造假或者威胁鉴定机构等不法手段取得有利的鉴定意见,然后狮子大开口地要求赔偿牟利。”潘广俊说,司法鉴定进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既能方便群众和基层法院办理司法鉴定案件需要,又能减少一些代理人利用伤者对鉴定信息掌握不全面,招揽司法鉴定业务,影响司法鉴定公正性的问题。着眼解决“黄牛”损害被鉴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去年11月,浙江省嘉兴市司法局与保险行业联合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交通事故涉保司法鉴定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实行共同委托机制。按照意见规定,未经共同委托,保险公司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从而在源头上切断了“黄牛”介入通道。同时,为简便共同委托程序,实现“最多跑一次”目的,建立预约鉴定制度,通过预约对案件打包,实施鉴定受理、实质检查、现场见证一条龙服务。“为了让司法鉴定更加便民、高效,司法部将司法鉴定纳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中国法律服务网开辟‘寻鉴定’板块,方便公众查找自己需要的司法鉴定机构,在线咨询司法鉴定相关问题,实现鉴定机构查询、鉴定问题咨询一网办理。”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邓甲明介绍,目前,北京、青海等地试点由规模较大、资质条件较好的司法鉴定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便民服务站,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公益属性,践行司法为民鉴定费用标准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截至去年6月30日,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制定出台新的司法鉴定收费标准,为保障诉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重要依据。“按照规定,司法鉴定机构提供鉴定服务,可以按照标准收取服务费用。”邓甲明介绍,但司法鉴定服务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老百姓缺乏议价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定价,所以,司法鉴定服务不能实行市场价,必须由政府定价,以保障老百姓利益。新收费标准的制定着重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如文书笔迹鉴定按标的额收费导致收费水平高的问题,与2009年司法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标准相比,多数省(区、市)都下调了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的标准。去年11月,司法部印发《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从严格准入、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等三个方面系统性提出了12项措施,被称为“双严十二条”,也再次要求严查违规收费行为。司法为民,才能让法治真正温暖人心。近年来,为了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政策落到实处,司法鉴定机构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亲子鉴定服务。以重庆为例,2015年至2017年共为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进行了13759例亲子鉴定。由于涉及亲子鉴定的家庭大多经济困难、处在偏远山区,重庆司法鉴定机构连续3年指派鉴定人在奉节、云阳等地现场进行DNA采样,让法治阳光照进寻亲群众的心间。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先后出台相关政策,将司法鉴定援助制度化,维护经济困难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2017年,全国司法鉴定行业完成援助案件30860件,共减免鉴定费用5391.52万元,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2015年,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被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随后,司法部与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台一系列文件,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各省区市司法行政部门陆续登记一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为环境损害诉讼活动提供专业支撑。不久前,司法部出台《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针对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司法鉴定协同发展提出具体举措。”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服务大局,司法鉴定制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严格监管,提升鉴定质量在上海,执业活动的监管是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重点。“严格司法鉴定执法检查,整肃司法鉴定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上海市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副处长徐勇介绍,2016年下半年,针对DNA亲子鉴定机构滥设受理点、与中介机构联营、违反鉴定程序等问题,开展突击检查和明察暗访,及时通报违规情况,提出亲子鉴定执业活动“十不准”要求,加大整改督促力度,不断规范亲子鉴定执业秩序。“一份鉴定意见,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罪行轻重或者民事案件当事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大小等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益甚至是身家性命。”邓甲明表示,司法鉴定必须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来不得半点马虎。今年4月,司法部通报了2017年严厉惩处违法违规鉴定行为的情况,对违法违规鉴定行为进行严厉惩处、亮相曝光,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对违法违规鉴定机构、鉴定人作出行政处罚68件,作出批评教育、训诫、通报、责令限期整改等行政处理142件,并在网站公开各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31件,行业处分决定书7件。“全面从严管理,严格执业监管。”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国部署开展司法鉴定规范整改工作,集中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检查,要求各地在2018年底前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整改,限期整改后仍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依法予以注销。截至目前,全国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的鉴定机构4263家,司法鉴定人4.8万余名;2017年完成司法鉴定业务227万余件,为2006年鉴定业务量的4倍。“从仪器设备、检测实验室要求、人员年龄等方面,对严格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准入条件提出要求。”针对严格准入条件和程序的问题,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研究修订《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将严格准入的改革措施制度化。前不久,昆明市官渡监狱进行了一次审判员不在现场的特殊庭审。通过在官渡监狱安装的数字化法庭设备,监狱端与法院端远程连接,办案法官与检察官、刑罚执行机关工作人员、服刑人员通过实时音视频对话庭审。而在过去,因为关押犯人出监风险较大,云南省法院系统采取的是到各监狱巡回开庭。云南省地形复杂,监狱位置分散,巡回开庭耗时耗物耗力。随着互联网联通代替人员流动,如今,法官、检察官、狱警、罪犯在不同地域空间也可以进行交流、对话,大大节约了外出办案的时间和成本。庭审活动全程录音录像,也便于今后追溯监督。实施立案登记制,案件数量大量增加。在审判一线,笔者时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案多人少,人手不够;有的单位一提建议便是“增加人手”。如今,通信、技术手段改进了,“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更多办法。在云南,以前人工立一个案40分钟,现在电子立案只要5分钟;科技法庭的庭审语音识别正确率达到97%以上,庭审时间平均缩短两三成;刑事简案快审系统,可以自动引用、排列、归纳和分析全要素案件数据,一键生成应诉通知书等制式文书,自动生成包括“本院认为”部分的判决书,辅助法官快速批量办案。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通过积极探索“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面结合、深度应用,不仅可以实现从立案、分案、办案、庭审、文书撰写、结案、归档、司法公开的全流程网上办理,而且可以实现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和庭审直播。“互联网+”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建设智慧法院,离不开自上而下推进,也离不开自下而上反映司法一线对技术的需求。全面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前,云南部分州市法院也曾有过探索,为了避免分头建设后期无法有效衔接,云南省高院统一全省智慧法院建设标准,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浪费。不管是电子立案还是庭审语音识别,针对的恰恰是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难点;推行网上办案后,一旦判决结果与全国同类判决文书的结果偏离幅度超过30%到50%时,判决文书将无法通过智能系统的“审核”自动生成,这有助于规避同案不同判,也符合公众对公正审判的期盼。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智慧法院,不仅是法院一家的事,没有公安、检察院和司法行政等部门的配合,同样难以顺利推进。以刑事简案快审为例,如果前期10多件案件分别由不同检察官负责,法院要庭审时,检察官却不一定有时间,想快也快不起来。只有各有关部门积极协同配合,同频共振,“互联网+”才能行稳致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开展扫黑除恶大型宣传活动,鼓励广大群众勇于揭发检举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切实提高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识,营造扫黑除恶高压态势,威慑犯罪分子。图为民警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张枨韩斌摄影报道盛夏中午,王小虎带着孙子和孙女在河南省伊川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的休闲书吧看书避暑,王小虎原本计划用一个上午来办理老年乘车卡,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办完了。“民之所望,改革所向。让人民满意,这是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伊川县县委书记李新红说。近年来,伊川县根据中央简政放权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改革精神,以实施“放管服”改革为主线进行改革创新,积极推行“受审分离”模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陋习得到了扭转。“改革之前,去政府单位办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第一考虑的就是找熟人。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拉关系、托关系、走后门办事的不正之风。”伊川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范崇卿说。刹住歪风邪气,离不开大刀阔斧改革。“受审分离”模式将事项的受理和结果交付从审批部门分离出来,由前台综合窗口负责表格发放、受理录入和结果交付,资料形成电子文件,先行预审,原始资料线下流转,后台部门负责审批监管。“受审分离”实现了审批部门和服务对象的物理隔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效规避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提升了部门工作效率与群众满意度。范崇卿介绍,“受审分离”新模式的实施和改革,刚开始并不很顺利,在推进过程中对部分部门利益与隐性权力造成直接冲击。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伊川县采取工作组推进、下发提示函、领导约谈、纪检监察机关介入的“四步工作法”,层层加压推动工作进展。与此同时,伊川县行政服务中心还推进了政务服务的精简提速。目前,整合进驻33个部门500个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进一门办所有事”的效果。县智慧政务服务中心运行后,社保中心、房管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11个分散的大厅全部关闭,其业务均在中心进行。中心以“行政提速、服务提质、工作提效”为准则,在运行模式、办件流程、办理时限、窗口服务等七个方面全面提升服务水平,邮政部门的进驻更是提供了直接“寄件到家”的服务,让“跑一次”真正实现常态化。盛夏的晚上,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阳光丽园三期网格长王艳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网格巡查走访,突然闻到周围一股浓烈的烧烤味道,循着烧烤味道一路找,发现小区一个店面房上面有人在烧烤,王艳上去一看,上面立着五六个伞篷,摆着七八张桌子,原来是楼下网吧业主刚开张的夜宵摊。“这个夜宵摊不仅影响住户正常休息,而且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王艳立即联系物业,一起劝说网吧业主拆除摊位。劝说无效后,王艳把拍摄的现场照片发到石碶街道“四个平台”建设微信群,向街道城管中队求助,同时又通过“E宁波”APP上报事件,没过10分钟,城管队员就赶到了现场,迅速取缔该处烧烤摊。在石碶街道,像王艳这样的网格长有157人、网格员有312人,平时走街串巷,活跃在157个网格,将发现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百姓诉求等民生大事小情及时反馈到街道“四个平台”综合信息指挥室。这四个平台包括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工作平台。“这些网格长、网格员,人人建了微信群,群员将近两万人。”王艳说。织好一张网,管好百姓事。去年初,石碶街道运用矩阵化管理理念,把街道和部门派驻机构承担的职能相近、职责交叉和协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务事务进行归类,形成了“综合指挥室+四个平台+全科网格”的基层治理模式,将辖区的村、社区、企业划成了157个网格,主动对接百姓民生诉求。东杨村里孙路上有跨门经营,希望前来整治;车何渡村路上的路灯坏了,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来修复……走进石碶街道的“四个平台”综合信息指挥室,15块液晶显示屏组成的大屏幕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处理器,不断滚动着各类民生信息,日均受理案件达150件。值班员一边紧盯着大屏幕,实时掌握各个现场情况,一边通过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查看待办事项是否已落实。“在这个信息平台上,有事件处理流程、事件转移、绩效考核等内容。点开事件处理栏,可以看到事件标题、事件简述、处理记录等,每一项都很详细。”综合指挥室专职副主任周立刚说。石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锋说,多数问题在网格长、网格员一级就得到解决,有时也会碰到硬茬,需要多部门联合出击才能解决。一次,东杨村网格员上报了12家“黑作坊”一事,综合信息指挥室为此召开两次联席会议,组织市场监管、公安、城管、安监等相关部门联合对辖区内的小作坊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拆除了“黑作坊”的生产设施。“以前老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不少部门踢皮球,现在老百姓有了反映问题的渠道,问题能得到及时处理。”石碶街道东方社区居民宣月明说。石碶街道制定了“四个平台”信息流转、协调处置实施办法,明确派出部门和属地街道“双重管理、属地为主”的管理体制,在遇到需要联合处理的问题时,由“四个平台”综合信息指挥室统筹整合调动。11个职能部门和单位融入“四个平台”,街道统筹协调能力大幅提升,有效破解了基层管理中的种种难题。“群众反映的多数是身边发生的小事情、小问题,别看事情不大,如果不及时处理或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海曙区石碶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朝晖说。石碶街道“四个平台”建设投用以来,网格长、网格员累计走访巡查家庭372万户、企业11万家,累计走访重点人员3.8万户、企业7000多家,共处理网格上报事件3.8万件,今年上半年区级流转街道信访事件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50%。法院执行,是兑现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面对不履行判决的失信被执行人,法院如何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近日,记者前往吉林,跟随执行法官围堵“老赖”,现场体验法院执行工作,了解法院系统亮剑执行难的探索。用好强制措施,不打法律“白条”8月22日上午,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丛家村,宽城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腾迁案件。“争议标的为5000平方米的土地,被执行人毛某占有、使用争议土地,同时搭建了现有建筑。”执行法官于福权介绍,去年6月25日,被告毛某因排除妨碍纠纷,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停止侵害,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从案件争议土地上迁出。不过,毛某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现场张贴了迁出公告后,毛某依然没有按照法院要求自行迁出。在此之后,执行法官多次联系、劝说仍然无果,毛某甚至多次以死威胁办案人员。对此,法院不得不强制执行。“因你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本院将依法对你进行强制搬迁,请配合执行。”执行法官敲门把毛某请出大院,依法告知其权利义务,并对毛某进行了人身控制。为了确保顺利执行,此案动用了15辆警车,50余名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对被执行人进行劝解训诫,另一方面,对于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老赖’,也要有强有力的法律威慑。”执行法官表示。凡是漠视人民法院既定裁判文书既判力,挑战司法权威的,必须依法严厉制裁。“该曝光的曝光,该拘留的拘留,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过对拒执行为的持续高压打击,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逃避执行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形成强大震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徐家新表示。记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8月22日,吉林省法院纳入失信名单11.55万例,限制高消费56294例,限制出境1119人,限制乘坐飞机10.1万例,限制乘坐火车61141例,司法拘留13756人,追究拒执罪546人。探索悬赏保险,破解找人难题“人难找、物难查”,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难点问题。如何有效破解?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实践执行悬赏保险制度。“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中,为找到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可以自愿通过执行法院依法发布悬赏公告,动员全社会力量帮助其查人找物,并由其支付悬赏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海东介绍,“悬赏执行效果较好,但实践中很多申请执行人难以负担悬赏金的支付。”为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人保财险吉林分公司签署了《“执行无忧”悬赏保险服务合作协议》,建立了执行悬赏保险机制,申请执行人仅需向保险公司交纳悬赏金额10%的保费,就可以投保“悬赏保险”,由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限内承担可能的悬赏金支付。前不久,磐石市人民法院就是根据举报线索成功抓获了一名“老赖”。失信被执行人刘某欠银行三万元贷款不还,人还玩起了失踪。去年1月,银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寻找未果。2018年7月25日,法院接到了举报称刘某将于当月27日乘坐火车。得到线索后,法院及时布控,成功抓获刘某。7月30日,刘某履行了法律义务,该案得以顺利执结。举报“老赖”的线索提供者也获得保险公司一万元的悬赏金。目前,吉林地区两级法院已经有35起案件当事人投保执行悬赏保险,涉案金额近亿元。“执行悬赏保险制度进一步调动了社会力量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积极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启文介绍,执行悬赏保险制度目前正在全省法院推广。“省法院建立财产线索集中管理平台,设置‘96100’作为全省统一的财产线索受理电话,通过自动值机、录音提示、即时交办、限期核查、全程留痕等功能,发现处理财产线索。”张启文介绍,省法院指导有条件的法院与三大通信运营商合作,为失信被执行人量身定制了“失信彩铃”,迫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信息化执行指挥中心助力执行攻坚。记者了解到,吉林省三级法院全部建成互联互通,集财产查控、现场指挥等功能完备的执行指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与3840家全国银行网点,104家地方银行专线联网,实现了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共16类25项财产的查控,对被执行人银行存款、证券、股权、车辆等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使财产查控智能化,法官“足不出户”就可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的快速查询和部分冻结、扣划。及时司法救助,彰显人文关怀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医疗损害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等涉民生案件,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和社会稳定。“此类案件申请执行人多属于弱势群体,法律意识相对薄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也较低。”长春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于溟辉介绍,该院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充分运用罚款、拘留、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行为的惩戒力度,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完善涉民生案件“绿色通道”,对涉民生案件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付执行款。8月22日,在长春市朝阳区某快餐店的执行现场,执行法官面临的就是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案件。张某在快餐店打工期间,因液化气罐泄漏引起爆炸,造成烧伤,五级伤残。经诉讼,法院判决快餐店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共计44万余元。法院经查,经营者名下银行账户无存款、无房产、无车辆,基本穷尽执行查控措施后,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在执行现场进行搜查后也没有财产,认定为执行不能案件,只能终结本次执行。“鉴于申请执行人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法院会考虑通过司法救助的方式给予帮助。”执行法官表示,同时也会呼吁、动员社会力量给予关爱。“对于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又面临生存、生活困难的涉民生案件,及时对申请执行人进行救助,一定程度上缓解申请执行人的经济困难,彰显执行工作的人文关怀。”徐家新表示,吉林法院系统将进一步完善执行救助机制,对涉民生小标的执行不能案件开展救助。另外,“终结本次执行”就意味着法院不管了吗?“‘终结本次执行’这种结案方式,针对的是被执行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不等于案件的实质性终结,可以在被执行人有财产的情况下申请恢复执行。”张启文解释,法院每半年都要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一旦有财产了就会恢复执行,同时如果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也依然随时恢复执行,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实现。最近在农村采访,听闻两件事。一位村民家里要分户,按程序需要在村委会办理一张分户证明。找到公章的保管者村会计家里,却因为言语不和,遭到“闭门羹”。还有一位农户家最近要拆迁,这才发现这套前些年从他人手里购置的房产属于违章建筑,卖家根本没有依法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手续。可是交易时,卖家明明出示了一张村委会关于房产归卖家所有的证明,并加盖了村级公章。一个是不给开证明,耽误了村民办事;一个是证明有问题,引发了矛盾纠纷。说到底,这都是村委会公章保管和使用的不规范。现实生活中,村民接触最多的是村委会,办手续经常需要用。从上学到工作,从结婚到生子,从签订经济合同到医疗养老保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用到这个小小的基层印章。公章管理使用不规范,轻者会给农村社会治理造成不良影响,重者会给村集体和村民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早在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公安部《关于规范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把公章使用管理纳入村民自治,并且要求,涉及贷款、承包、对外签订合同等重大问题需使用印章时,村委会应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经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村委会主任签字后方可使用。根据这一精神,各地还进一步完善了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等诸多方面,努力推进村务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可是,由于村干部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不到位,特别是很多村民长期在外务工,缺乏对村集体事务的监督,使得有些村里的公章成了“私章”;有的村干部以章揩油,不给烟酒、不送礼就不盖章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地方,村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在不少空头证明上随意盖章,结果让一些村民钻了空子,甚至在无意中为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方便。村级公章是村级公共权力的象征,公章使用的规范化程度如何,是一个地方村民自治、村务治理是否成熟的标志,村级公章须讲“章法”。一方面,加强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引导村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认识公章的权威与价值;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章的管理使用制度,并将其与村务公开相结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让公章使用在阳光下运行。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开展“警营进校园”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触摸警用装备,了解警营生活,学习安全知识。图为德清县华盛达外语学校初一新生军训间隙,在特警的指导下体验特警枪械。谢尚国摄(人民视觉)日前,在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万达广场附近,一名行人不慎将另一人的手机碰落在地,事情本来不大,可两人却因此引发口角、大打出手。接到报警后,坝陵桥派出所民警张捷很快到现场,经过询问释法后,张警官同时还在一张表格上打分。原来,张警官在根据表格上细化的标准提示,对这起案件进行判断让执法活动更规范。“经过打分确认,结果为13分,按规定,超过10分的,原则上不得调解,应当处罚,请跟我们回去一趟。”张捷说得斩钉截铁。现场打分,是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为解决“最前一公里”、推进现场处置规范化的创新动作。所谓接处警的“现场打分”,是指民警依据《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治安类警情现场调查表》,根据现场情况、人数、工具、手段、原因等核查指标,打分判断。具体说来,以现场情况为例,按照严重程度从高往低排序,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现场秩序混乱、导致他人不能正常生活、生产、经营;第二种为导致少数群众围观或对他人生产生活影响不大;第三种则是未对他人造成影响,也未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同情况代表不同严重等级,对应不同的分数。按照规定,大于10分的,相应的违法程度也较高,因此必须带回单位进行调查。处警“现场打分”,直击的是长久以来的痛点。“你知道老百姓对警察最不满意的在哪里?”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宋文广说:“最大的不满意不是刑事案件,而是集中在治安类警情。我们这里一天80多起警情,刑事警情最多五六件,剩下的一大半是治安类警情。”宋文广在一线多年,深知其中积弊所在:“治安类警情常年处置率在低位徘徊,群众的问题得不到切实有效解决,不满意的原因主要在此。”为什么治安类警情的处置率很低?记者了解到,个别民警将理性、文明执法片面理解为“和稀泥式执法”,忽略了执法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在现场处置中没有做到及时取证,反而让当事人觉得“对方找了关系”,产生怨气。遇到突发情况,应当如何及时规范处置,这也是公安基层执法面临的挑战。“《接处警规范》为执法指明了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治安类警情颇为复杂。没有一套具体、规范的工作方法,处置起来‘一个人一个样’,工作无法做精细。”宋文广说。处警“现场打分”,推进执法更规范。“为了完善‘现场打分’这一规范执法动作,我们从保障、监督等方面也做了详细配套。”宋文广说:“执法质量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也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期待。民警在现场打分,群众其实也在现场为我们打分。处理规范妥当,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高分。”如今,租车出行日趋流行,各种租车行也遍布各地。相应的,“唯利是图”的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个新兴行业。近日,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牵头组织相关警种和部门,成功破获系列租车诈骗案件,打掉3个租车诈骗犯罪团伙,为租车公司追回经济损失200余万元。2017年4月,重庆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接到报案,重庆机场某租车店的两辆轿车被承租人杨某、王某租赁后,像是“泼出去的水”:出租车辆的GPS信号消失、租车人电话也无法联系上……重庆警方迅速侦查并发现,除了在机场租车门店,重庆市新牌坊、火车北站等地,以及四川成都、河南郑州、开封等其他省市,都发生了类似租车诈骗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车辆多,受害公司广。对此,公安部将此系列租车诈骗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重庆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以承租人杨某、王某为突破口,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最终确定该系列租车诈骗案的主谋为李某、王某、丁某等人。据了解,该犯罪团伙分为三个层级——策划者、中介、枪手。“策划者”就是策划整个诈骗、销赃过程的组织者。他们通过中介在聊天群、论坛等网络平台投放类似于“有没有兴趣做二手车生意赚钱,成功可获得10万至20万”的广告并附上联系方式,实际上所谓的赚钱方式是“去租赁公司租车再转手卖掉”。通过中介广告,一批枪手前来“应聘”,主要是一些急需用钱并且敢于以身试法的租车人。他们一般只需缴纳5000元押金,就可以从租车行开走价值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车辆,然后交到策划者所找的收赃人手中,完成诈骗。与此同时,策划者会从卖车的收益中给枪手支付1万至2万元的报酬。“团伙中各个层级的人几乎不熟识,相互间采用虚假身份联系,每天通过微信群等方式,用既定的代码互报‘平安’,并定期删除微信聊天、短信、通话等记录。”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负责人说。历时半年时间,2018年2月,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等人逐一落网。随后,专案组坚持不懈地扩线深挖、继续追查,特别是对被骗车辆进行追赃。截至2018年7月,专案组通过该案扩线深挖系列案件共15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0名,同时追回被骗车辆7台。“策划者很多时候是‘按需下单’,比如最近有客户想要购买哪种车型的二手车,他们就招揽枪手,并指使枪手到租车行租赁该车型车辆。而一辆十几万或几十万的车辆,他们出手只要几万,自然生意兴隆、不愁销路。”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负责人说,“我们还发现,收赃人对车辆进行更换假车牌,修改车架号、发动机号和改装玻璃码后,进行再次销赃,从中获利。”针对该类诈骗手法,重庆警方提醒广大租赁公司,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签订租车合同前,应对租车人进行全面认真的核查登记,签订租车合同时,可要求承租人提供保证人、保证金、财产抵押等担保方式。此外,还应加强对租赁车辆的跟踪管理,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主动拨打110报警。同时,警方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二手车,并核对基本资料,比如车架号、发动机号有无涂改、玻璃码有无改装,避免买到被骗被盗车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的振兴,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尤为重要。全国政协近日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14位全国政协委员和2位基层“三农”干部代表聚焦“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议题,献良策、出实招。如何建好村级干部队伍并发挥领头雁作用?如何培养留得住心、留得住身、留得住根的“乡土”人才?如何提高整支队伍的能力素质,激发队伍活力?围绕实际工作中的焦点难点问题,委员们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选强配优干部是关键乡村振兴需要农业科技工作者、企业经营、新型职业农民等各类人才,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基层干部人才,因为他们承担着中央“三农”政策落地落实的功能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是‘三农’工作队伍建设的保障。”陈晓华委员建议,根据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研究制定一个关于加强新时代“三农”工作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规范各有关部门分工职责,确保各部门能够目标一致,协同推进“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座谈会上,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选拔村干部的基本要求,成为大家的共识,村干部如果成了“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落地。曾在乡镇分管农业工作的段青英委员指出了当前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诸多难题。比如,村“两委”岗位待遇低,发展前景不明朗,大学生和优秀青年不愿干;一些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难以吸引和留住干部人才。“要让真正扎根农村的人才经济上有干头,政治上有奔头。”段青英建议,应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健全从优秀村干部选拔乡镇领导干部的制度;提高村干部薪酬,待遇参照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列入省财政预算。优待厚爱任务重、压力大的基层干部,激励他们进取作为、扎根基层,成为座谈会上委员们的又一个共识。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介绍了兰考的经验:兰考在管理好现有干部的基础上强化选派干部,从县直单位选派愿意投身“三农”工作的人员到乡镇一线,编制在县,工作在乡,充实乡镇“三农”技术干部、管区和包村干部力量,强化农业业务指导和对村级班子的能力帮带。人才难得,但不能因为难就降低标准。陈晓华委员说:“要坚持把讲政治、守规矩、重品行、有本事、敢担当作为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制定负面清单,划出不能担任村级党组织成员的底线。”薛延忠委员认为,选用好农村带头人的重点在一个“严”字,要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确保那些真正懂“三农”、党性强、作风好的干部成为带头人,坚决防止村霸等恶势力进班子。江泽林委员则建议参照脱贫攻坚的做法,进一步完善干部流动机制:一方面相对稳定县一级党政主要领导,让他们在较长的时间中积累农村工作经验,增长才干;另一方面鼓励年轻干部,特别是后备干部到工作一线历练,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增进和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农民的感情。引导社会人才“回流”如何引智回乡,补齐乡村人才短板也成为委员们聚焦的话题。农业提质增效,科技不可或缺。多位委员提到,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农技推广队伍。委员们认为,农技队伍在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科学素养、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等方面作用不可或缺,是乡村振兴的“硬动力”。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少、知识结构老化,队伍整体年龄偏大,新生力量不想来、留不住……委员们针对这一问题开始问诊把脉。陈雷委员建议将农技队伍建设纳入各地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范围,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探索实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综合建站、县办县管、县管乡用等模式,把人财物三权收归到县,着力解决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务岗等问题。“农技队伍建设还要严把进人关,新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有相关农业专业学历,并通过相关专业技术水平考核,实施农口院校农技推广专业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陈雷委员补充道。吴晶委员则建议探索农技人员参与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技服务公益性和营利性融合发展,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和农民需要,让农技人才在开展农业科技创业和服务时与农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吴晶委员说。农业院校本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基地,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农村基层的薪资待遇、环境条件都比不上大城市,涉农专业的毕业生宁愿留在城市打零工,都不愿到‘三农’一线去工作。”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范国强委员说,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的薪金待遇、环境条件跟不上大城市,发展空间也相对狭窄。“要想破解这种困境,需要大幅度提高‘三农’工作队伍薪金待遇,实现付出与回报成正比,做到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在范国强看来,除了学生不愿意主动扎根农村,农业院校长期处于生源劣势,缺乏实习试验基地等情况也不利于培养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三农”人才。苏华委员建议应加强农业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支持农业职业院校和涉农专业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进而培养更多服务本土的“三农”人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莫荣委员坦言,“这些农民工出生在农村,那里有他们的房子和亲人,他们对乡村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建议应打造县级返乡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和返乡创业孵化基地,实施返乡创业培训专项行动,推进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人计划。加强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队伍配齐了,怎样激活队伍活力,提升工作水平就成了重中之重。加强教育培训,做到常学常新、常践常得、常悟常进是委员们开出的第一剂“药方”。陈晓华委员建议制定常年教育培训规划,有效整合各类培训机构,积极推行网上远程教育,不断扩大培训面。还要根据不同的岗位,分级分类开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于分级分类开展培训的建议,段青英委员认为可以对应届高中毕业生、青年两委干部、优秀村民小组长定向委培,对年轻后备干部进行技能和理论轮训。段青英委员还建议乡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部门开展合作,提升“三农”人才的技能水平,定期举办“村支书论坛”、农民“讲习所”,实施农技人员技术引领计划。山东省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庄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说:“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可以增加农村实用型人才。”严格考核问责是委员们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段青英委员建议将农业一线成果作为“三农”干部职称评定、评先选优、绩效考核、提薪加酬、提拔使用重要依据;引入第三方审计制度,加强涉农资金长效管理,严查严管问题干部。“还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敢于担当的村干部予以关心和厚爱。”段青英委员说。李成贵委员认为在考核“三农”工作队伍的时候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懂不懂、爱不爱,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一方面要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让农民在振兴乡村的工作中从出现转变为给意见,从给意见转变到有主见;另一方面,可以选择一些县乡进行试点,在提拔涉农干部的时候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作用。”李成贵说。持续了3个多小时的座谈会上,委员们和基层干部代表从不同角度,就如何充实乡村人才提出真知灼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正是大家共同的愿景。人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国古人推崇的诚信做人之道,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信用经济,诚信是企业立足之本。2016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的民建、工商联联组讨论,专门谈过企业诚信问题。他说:“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法律底线不能破,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等违法的事情坚决不做,偷工减料、缺斤短两、质次价高的亏心事坚决不做。”商务诚信与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并列,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四大重点领域。然而,近期发生的几起热点事件说明,我国商务诚信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种种市场乱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诚信缺失,长期累积演变成危机,给用户、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都非常大,涉事企业也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存空间,10年前因三聚氰胺事件轰然倒塌的三鹿乳业品牌,就是一个例证。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社会成员信用记录严重缺失,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守信激励不足,失信成本偏低,以致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诚信建设仍然在路上。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首先需要抓紧建立一套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假如企业的每一次失信行为都会记录在案无所遁形,它自然会时时处处掂量掂量自己的行为,不敢轻易失信于人。这种“全覆盖”,必须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线上线下融合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生活日常。线上不是虚拟世界,更不是法外空间,征信系统建设、监管措施变革必须跟得上层出不穷的各种新型线上业态和交易方式。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数据的开放共享十分重要。实践证明,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大数据都有着突出优势。建议国家加快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打破层级、地域、系统、部门限制,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开放共享平台,为数据应用创造有利条件。新技术浪潮,给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契机。于诚信建设而言,必须重视对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区块链对信息的存储和处理具有去中心化、防篡改、共享和透明等特点,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诚信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重要价值观,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难以量化的道德问题演变成数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求解,一定能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创新性的路径和方法。建立一套刚性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是当务之急,应对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针对那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失信行为,可以在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本领域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性、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戒措施。构成犯罪的,坚决绳之以法。这就像一套“组合拳”,可大幅提高失信者违法成本。近年来,河北省滦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式农业”,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广大种植户加入订单式农业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图为8月24日,河北省滦县东安各庄镇耿庄子村农民在进行南瓜加工。牟宇摄(人民视觉)编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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