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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百度一下  作者:   发表时间:2018-12-07 04:33:33

          永利娱乐最新官方网址,成严重影响。据悉,上述各州的部分地区已连续15个月降雨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自2017年4月以来,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一直处于少雨状态。全州白天的温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38摄氏度,上半年的降雨量则只有正常水平的40%。墨尔本所在的昆士兰州内陆地区正在经历长期降雨不足,墨尔本7月份的降雨量不到往年同期均值的一半。久未缓解的干旱严重威胁澳大利亚的农业安全。由于降雨减少,农民面临干草和牲畜饲料不足的问题。《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在过去6个月里,干草价格已由每吨150澳元(1澳元约合5元人民币)上涨到每吨400澳元,而且市场供应越来越少。在受灾严重的新南威尔士州,一名农民因为无法为自己的羊群提供饲料,曾计划宰杀1200只已经瘦成皮包骨头的羊。这些羊因为太瘦而卖不出去,他本人也无力再饲养。经媒体报道后,这些羊因获得社会捐赠而“重获新生”。严重的干旱天气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澳大利亚农业研究所警告,蔬菜、肉类和加工食品等商品的价格将会飙升。历史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在2002年至2003年干旱暴发时,食品价格上涨4.5%,2005年至2007年旱灾期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12%。此外,由于干旱,越来越多的袋鼠在丛林中难以觅食,被迫成群结队前往农场甚至居民家后院寻找食物,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因此不得不放宽限制,允许当地农民捕杀更多袋鼠。同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将拨款6亿澳元救助受灾农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日前也表示,将向灾区紧急提供1.9亿澳元的援助。截至目前,澳联邦政府提供的干旱应对资金已达5.76亿澳元。不过,有分析认为,政府援助只是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干旱的背后是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的缺水问题。“再这样下去,澳大利亚人也会挨饿的,”维多利亚州农民大卫·罗斯告诉本报记者,他的牧场因干旱已经濒临倒闭。“干旱不是今年才有的问题,而是困扰澳大利亚农业的永久性问题。”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委员会此前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频繁出现的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有关。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在气候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激增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澳大利亚的饮用水储备有可能会在10年内用尽。届时,不仅农牧业,整个澳大利亚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将受到严峻考验。(本报堪培拉电)据新华社北京电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发现,古人类“直立人”于约20万年前灭绝,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懒惰”。直立人属于人科人属,出现于大约200万年前,与现代人(智人)分属不同的种。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研究人员近期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分析了沙特阿拉伯中部代瓦迪米附近一处遗址后发现,处于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在制作工具和收集原料时并不“勤快”,而是一直采用“最省力策略”。研究人员介绍说,这些直立人在制造石器时会随意使用住地周围的石头,而不愿费力去附近小山上收集质量更好的石头。这与早期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形成鲜明对比。早期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会登山寻找优质石头,并将其从远处运回。研究还发现,直立人的“懒惰”还表现在技术革新上非常保守。尽管周遭环境已经改变,他们仍是按照老办法和依靠已有工具生活,而不是想办法做出改变。研究人员由此推断,“懒惰”可能对直立人灭绝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作出的贡献相比,中国人才在国际机构中的比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对中国来说,让更多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有利于不断熟悉国际机构运行规则,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培养国际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本报赴奥地利特派记者李强“通过与各多边机构不断互动,中国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既了解中国,也熟悉多边事务,很多人活跃在各种国际机构的重要岗位上,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并立足其特有的实践经验,为世界各国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谈到中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中的状况,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下简称“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如是说。2013年6月,中国政府推荐候选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第四十一届工发组织理事会新任总干事选举中获得一致支持,2017年连任。1977年,李勇从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财政部,从事翻译和外事工作。很快李勇发现,许多财经词汇他虽然能翻译,但并不理解意思。恰好,为满足对外开放合作的需要,财政部下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办了西方会计学专业,于是李勇成为中国首批西方会计专业研究生,其间还被派往美国的会计事务所学习。之后30年,李勇先后被派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世界银行工作,在财政部也一直从事涉外事务,参与过东盟“10+3”、二十国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组织的项目工作。在李勇看来,专业学历和语言水平对从事工发组织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介绍说,这里大多数专业职员都至少拥有硕士以上学位,通常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能够帮助多边机构的人员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扫除沟通障碍。”谈及国际组织在人才选拔时有怎样的要求,李勇介绍,首先是相关专业领域的经验。以最近工发组织正在招聘的能源管理处处长为例,这一岗位要求应聘者长期从事能源方面工作,对行业现状、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换言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要足够“专业”。其次,作为国际机构的职员,其言行也要符合联合国的价值理念,包括诚实敬业、尊重多元文化等。此外,地区和国别代表性以及性别平等也是选拔职员的重要参考因素。李勇认为目前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人数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些中国人才,通过一线工作,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通行做法,并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规则和技巧。与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作出的贡献相比,中国人才在国际机构中的比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李勇说,“培养国际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从战略层面到工作机制上都做了部署安排,比如国际组织实习项目,以及借调到国际机构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访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本报赴荷兰特派记者任彦身穿一袭黑色法袍,胸前系着一条白色方巾,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给本报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儒雅、干练。国际法院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薛捍勤告诉记者,作为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由于历史渊源,同时也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不受干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唯一没有把办公地点设在纽约总部的机构。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设一名院长和一名副院长,这两个职位每3年由所有法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选举中不指定候选人,也没有国籍限制,15名法官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投票,获得绝对多数票的法官将当选。在2018年初的换届选举中,薛捍勤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从2月6日起正式履职,成为国际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副院长。薛捍勤表示,“这体现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她认为,尽管法官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国及本国政府的影响,但国家的因素还是不容忽视的。国际法院的职能主要有两项:一是对联合国成员国所提交的案件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二是向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各种专门机构就其工作范围内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该院受理的案件中,半数以上是国家间领土和边界纠纷。“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推动国际法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薛捍勤说。《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只有“品格高尚并在各自国家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才有资格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在程序上,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联大)和安理会同时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在上述两大机构都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后才能当选。薛捍勤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和知名国际法学者。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长期实务工作中,她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主持过很多双边、多边国际谈判。2002年薛捍勤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于2010年当选为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主席,成为该委员会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薛捍勤表示:“在工作中,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期待中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更大贡献。面对沉甸甸的责任,我必须尽职尽责,才能不辱使命。”薛捍勤回忆道,“在事业的道路上,我常常想起国际法界老前辈王铁崖先生的谆谆教诲,他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在国际法研究方面落后很多,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尽快地成长,将来能与西方国际法学者在同等的学术水平中,共同探讨国际法。’老一辈的殷切期望敦促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懈奋斗。”“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应该说今天我们已有了一大批国际法人才,无论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还是在事务工作中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薛捍勤表示,“不过,在国际制度的运作,在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方面,我们的能力还需加强,各方面依然还存在着不少的薄弱环节,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去完善。” “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访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本报赴瑞士特派记者方莹馨在日内瓦万国宫广场的联合国机构群中,坐落着一个比联合国历史还悠久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以下简称“国际电联”)。这个国际组织的“掌门人”是一位中国人。国际电联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国际组织,其成员包括193个成员国和700多家私营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就是划分全球的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以及制定技术标准以确保网络和技术的无缝互联。今天,我们登录网站、使用手机等都会用到国际电信网络。1986年,时任中国邮电部设计院工程师的赵厚麟被国际电联正式招聘任职。1997年,中国政府酝酿提名赵厚麟竞选电信标准化局局长,这个位置自1865年至1998年一直由欧洲人担任。选举由190多个成员国一国一票匿名投票产生,经过3轮激烈角逐,他成功当选。此后他又经历了四次选举,都是第一轮即当选。2015年1月起,赵厚麟担任国际电联第十九任秘书长。这些年来,国际电联大力支持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状况,提高电信服务水平,关注中小企业,为世界营造了更好的信息社会环境。多年的工作经历也让赵厚麟意识到,当代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由欧美制定的,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1997年国际电联正式启动3G的无线传输技术方案征集工作,中国首次申报移动通信技术体系标准。由于对申报程序和规则不熟悉,文件格式不符合要求,中方差点错过方案征集。赵厚麟获知后马上联系中方相关负责人并给予相关指导。中国的TD-SCDMA最终被确定为3种主流制式之一。“中国在世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尊敬,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赵厚麟说,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跟随学习、后来的积极参与到如今已引导或主导一些电信技术标准的制定。赵厚麟认为,如今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人数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并不相称。他建议,需要不断向国际组织推荐各个层级的中国人才,特别是推荐更多青年人到相关国际组织锻炼。采访当天,赵厚麟的一项日程是与“走进联合国”青年访学团见面。他表示,非常支持类似推动中国青年走出去的活动,近年来国际电联也一直接纳中国青年专家到联合国实习。他建议广开思路,加强青年人才培养,让更多中国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这需要一个过程。”版式设计:蔡华伟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位和作用也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是当今世界各国开展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舞台。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渠道。据统计,当前联合国秘书处系统中有中国籍职员约450人,占总人数的1%。其中,供职联合国秘书处的非语言类中国籍专业人员不到80名,低于联合国给出的约150人的名额。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会费第三大缴纳国。相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目前我国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仍过少,尤其是国际组织高层次管理专业人才极其缺乏。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进入各种国际组织之中,以切实反映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国际事务的关注越来越多,期望去国际机构工作的人群基础也越来越大,未来他们选择国际性职业发展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目前在联合国的中国职员人数大大低于应有人数,这说明中国年轻人在联合国寻求工作机会的空间非常大。值得欣喜的是,中国很多部委开始设立专门的项目帮助本部门年轻人去国际组织工作。此外,中国的不少高校都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机构实习。在联合国工作了25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东方人的行为准则和西方的组织文化不太相同,这里面有文化差异的存在。如果只顾着埋头苦干,没有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成绩,很可能会影响事业发展。这时就需要自己不断探索并请有经验的同事来指导以适应组织文化,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对国际组织的贡献也不断加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互利共赢的情况下不断加大对国际事务的投入,中国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让国际组织出现更多“中国面孔”,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国际组织的中国人才增加,最终反映的是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不断发展。世界需要“中国声音”,很多国际问题解决需要中国的参与。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组织为中国提供了相关帮助。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国际组织也需要中国分享其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现在有能力在人力资源上对国际组织提供支持,这对于国际组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随着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中国人才增多,我相信在国际组织看到“中国面孔”将成为常态。(作者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本报记者王海林采访整理)现实题材电影只有坚守和秉承现实主义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反映百姓心声,鼓舞人民意志,才能切实达成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互动,才能真正从高原迈向高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有效对接互联网时代的观众群体,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进而讲好有筋骨、有态度、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故事,传递积极、健康的精神价值,打造不负时代的现实题材电影精品,彰显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艺术魅力和审美风格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与互联网浪潮相互交织,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条件日益成熟,赋予中国电影升级换代、结构调整优化的契机、平台和资源。尤其最近两年,主流商业大片厚积薄发,中小成本电影百舸争流,中国电影以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姿态和格局,描摹时代气象与社会风貌,展现中国电影以“提质增效”为主调的繁荣新景观,昭示着我国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自信风范。与此同时,坚定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理念支撑,为新时代中国电影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引。植根传统,扎根现实,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关怀民生冷暖,有效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社会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康庄大道。其中,电影能否有力介入时代,高扬时代精神,抒写百姓情怀,更是电影保持与人民血肉联系的关键命题。取于现实还于现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这就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尤其是现实题材电影创作指明发展路径。优质现实题材电影坚持“取于现实、还于现实”创作原则,秉承现实主义精神和匠心品质,显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人文关怀。优秀现实主义电影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关怀百姓苦乐,反映世间百态,以写实风格呈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进而与当下观众达成情感共鸣,实现美学和价值引领,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综观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相较于有心进军国际的国产大片,占据数量优势的中小成本电影以其本土化策略成为电影文化生态的塔基性力量,打破新世纪之初类型单一、创意匮乏的创作局面,以至于“黑马”“爆款”不断。与此同时,中小成本电影脱离现实、过度娱乐化的现象也依然存在,而一些现实题材电影趋于边缘化,在宣发上步履维艰,难以真正抵达大多数观众。例如《可可西里》《立春》《钢的琴》《心迷宫》等现实题材电影,虽口碑上佳、质量上乘,票房成绩却不尽如人意,无法让更多观众感受创作者的良苦用心,难以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和社会功能。现实主义精神淡化和现实题材精品缺乏,势必制约中国电影健康可持续发展。不过,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中,面对中国电影审美瓶颈,仍不乏勇于拨开市场迷雾的创作者,他们肩负艺术责任,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底色,显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创作追求,在喧嚣浮躁气氛之下凝聚静水流深的力量。《白日焰火》《亲爱的》《滚蛋吧,肿瘤君》《烈日灼心》《追凶者也》《嘉年华》等有温度、有情感、有深度的现实题材电影相继出现,在艺术、思想、文化层面可圈可点,叩开观众心门,掀起观影热潮,在直面伦理困境之外仍蕴藉细腻温情和无限希望,以温暖现实主义彰显人性力量和人文情怀,弘扬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可以说,贴近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电影往往能够与人心相遇,迸发出超越电影本身的强大力量。走进人心赢得信任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康庄大道。事实上,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体系、叙事方式、审美准则,还是一种创作方法、艺术精神和价值取向,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贯穿我国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形塑我国电影的美学风格、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真实的生活往往不是简单的、精致的、单一的,而是有毛边的,是丰富的、复杂的甚至充满矛盾的。电影创作者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电影作为大众化艺术,更要给人以温暖和希望,以正义之光、人性之光照亮生活。回溯中国电影发展历史长河,立足本土、根植生活、反映时代的现实题材作品也的确成为每一时期电影艺术的卓越代表,诸如《狂流》《渔光曲》《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李双双》《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银幕经典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记录历史足迹,见证时代变迁,展现生活现场,留下令人难忘的光影。历史经验表明:现实主义理应成为中国电影守正创新的主流,现实题材电影只有坚守和秉承现实主义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反映百姓心声,鼓舞人民意志,才能切实达成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互动,才能真正从高原迈向高峰。兼具“底气”和“地气”的现实题材电影依然是一种刚需,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更是“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花大力气不断创作出更具力度、深度和温度的现实题材电影。首先,现实题材电影要更加关注人民生活,体现事理人情。创作者不仅要有真情实感和责任担当,更要有深度思考力和敏锐洞察力,善于捕捉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以饱满诚挚的心态理解现实生活,以理性冷静的姿态审视社会百态。正如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强调的,现实题材电影应当基于创作者真实生活体验,达成“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的辩证统一。此外,创作者还要具备优秀的影像呈现能力和艺术表达能力,既能以质朴平实的镜头客观理性审视,也能以类型化和典型性创作手法观照和映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将“类型”与“作者”有机统一,面向观众探索商业环境下的艺术之道。其次,在“悬浮”“架空”以及“伪现实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积累观众信任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开掘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寻找观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题材和表达方式,寻求创作手法的创新和突破,对接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日益多元的欣赏需求。还要在展开社会话题同时传达积极心态,传递温情与希望,契合观众精神世界的多重诉求,达成与观众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互动,给予精神慰藉,引发思想共鸣,以敬畏之心保持电影与观众的血肉联系。在这方面,传递正能量的温暖喜剧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关注女性成长困惑的青春爱情电影《七月与安生》,以及主旋律大片《湄公河行动》《战狼Ⅱ》《红海行动》等以精良品质显现对艺术、对观众的诚挚之心,做出了表率。再次,现实题材电影要具有说服力,还需要在创作中多方借鉴和学习,一方面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创作灵感和支援力量,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汲取海内外优秀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经验。例如,近两年《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起跑线》等印度电影风靡中国,主要在于这些影片能够以通俗易懂的情节、幽默轻松的风格聚焦民众最关心的话题:女性社会地位、成长与梦想、教育与民生等,有力介入现实和时代。事实上,现实题材电影真正走向高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要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主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和热点新闻层出不穷,怎样从中选择并提取面向大众的题材,呈现生活的“即刻”面貌?现实题材电影又如何以电影的方式恰当处理社会矛盾和伦理困境?电影理论批评如何推动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中国电影要与当下观众建立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现实题材电影有责任也有条件发挥更大作用。随着电影市场日益繁荣和电影观众日趋成熟,国产电影肩负更高期待,艺术地、智慧地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现实题材电影的核心命题。中国电影人正积极拥抱生活,从丰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以扎实的戏剧基础、精巧的情节安排、真实的细节还原打造生活质感,将创意与工匠精神有机结合,努力实现转化与创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创作者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有效对接互联网时代的观众群体,想观众所想,急观众所急,进而讲好有筋骨、有态度、有道德、有温度的中国故事,传递积极、健康的精神价值,如此才能打造不负时代的现实题材电影精品,真正彰显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艺术魅力和审美风格。(作者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文学阅读始终是人类内心所需,关键是如何搭一座桥,让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受彼此,走得更近,共同开启一段文学旅程又是暑期时间,“暑期推荐阅读”“暑期畅销书排行榜”之类的榜单又醒目见诸各大实体书店和图书电商网站。这种“趁着暑期好读书”的营销牌打得名正言顺,也的确吸引和鼓舞不少人挑书选书、下单买书,但也有人发出疑问:什么时候读书也变成一件要赶着时间节点一哄而上的事情了?这些按照推荐书目和畅销书排行榜买下的图书真的被阅读了吗?纸质阅读的危机,已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面对随处可见的“低头族”,类似“你已经多久没有阅读过一本书了”这样的问题不时引发媒体讨论,甚至能见到“一个不读书的时代”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倘若把范围进一步缩小到文学阅读,名家散文不敌心灵鸡汤、阅读张爱玲变成小资消费、鲁迅是否应该留在中小学课本引发讨论等话题似乎都表征文学阅读的日渐“式微”。在这样的声浪下,不妨听听不同的声音。前不久作家苏童参加一项文学奖颁奖活动时表示,阅读也面临新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的信息社会,阅读平台发生很大改变,阅读方式日益多元,但阅读的本质说到底只有一种,那就是内心需要什么,才渴望读什么。阅读一定是迎向人的内心所需,这一点不会改变。这种态度或许有助于缓解我们对阅读危机的焦虑。毕竟,和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相比,文学势必靠后一些,它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是人类精神安顿之处,是众里寻他之后的蓦然回首。《论语》有云:“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内心需要会驱动人们捧起书本。从这种需要出发,当我们再讨论文学阅读危机时,最应该关注普通读者遭遇的现实问题。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套上“不读书”的帽子,他们的困境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内心需要精神食粮,但有限的时间精力下无法高效地甄选好书,对好书心向往之而不知从何可至;另一方面,相较于后起之秀的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内容多比较严肃,酒香巷子深,在缺乏解读与讨论的情况下,很多书籍买来之后就束之高阁,长此以往,造成对文学阅读敬而远之——说到底,普通读者的内心所需和海量的文学作品以及阅读选择之间缺乏有效对接。“趁着暑期好读书”正是有以时间为契机、建立对接的意图,但要想搭建连接文学作品与普通读者的桥梁,仅靠几套“暑期推荐阅读”“暑期畅销书排行榜”显然不够,作家、文学编辑、读者都应该有所行动。有些作家囿于既有作品窠臼,对于新题材、新技法不屑一顾,对于涌现出的数字载体不明所以,创作缺乏动力与激情,自然难以吸引新的读者。还有一种相反的趋势是为新而新,为技巧而技巧,沉迷于自己的叙事“炫技”,好好的故事被拆解得支离破碎,连基本的故事都没办法讲好,读者肯定不会买账。作为作者与读者中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编辑出版界也应该有新作为。眼见着一些青年作者很有才情,文字也颇有特色,被编辑看好,顺利出版自己的小说,然而几年下来没有大的动静,仅为圈内少数人知晓,与读者的距离相当遥远。这就在中介这一环节上对编辑出版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不能仅仅做文学的搬运工,还要搭建更及时更稳固的文学沟通之桥,信息时代“新鲜度”稍纵即逝,尤其对于传统文学,如何深度地引导读者、留住读者是需要重视的课题。与其说文学阅读式微,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种回归。文学从来都是人类文明的风向标,动荡年代也好,承平之世也罢,居于历史舞台中央也好,作为润物无声的细雨默默在后台酝酿更为深沉的力量也罢,文学始终在场。去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再度热播,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富有历史质感的剧情,引发观众强烈反响,促使路遥小说再次登上畅销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平凡的世界》吸引的新读者,可能没有经历过半个世纪前中国社会的巨变,但是他们却被这个故事打动,进而对原著本身产生兴趣。可见,优秀文学作品始终会打动人心,文学阅读始终是人类内心所需,关键是如何搭一座桥,让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受彼此,走得更近,共同开启一段文学的旅程。评论者如果不能由“表演”读懂作品而仅从故事或剧本层面进行评价,此戏与彼戏就难分秋色,戏评也就失去其甄别品鉴的功能近年来,伴随政府对戏曲传承的重视与推动,每年上演的戏曲剧目与发表的戏曲评论数量都在显著增长。就当前戏曲批评整体情况而言,大多数批评更多聚焦剧作故事情节、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对作为戏曲艺术核心的“表演”本身缺少足够的专门分析和精到评论,这就偏离了以表演为中心的戏曲艺术本体。以某舞台艺术核心期刊为例,在去年一年刊登的所有文章中,戏曲评论文章36篇,以表演和唱腔为评论焦点的仅有3篇。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批评者囿于书斋,与演员和舞台疏离,不熟悉舞台表演语汇,对戏曲艺术本体缺乏深入认知,因此只能作“外围评论”,或者说还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层次上。史上那些知名戏曲批评家大多兼具学者与戏迷双重身份,熟悉舞台也熟悉不同演员的表演风格,其评论立足表演艺术,并保持客观、学理性的反思精神。比如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的戏曲批评与梅兰芳的舞台表演之间就形成良性互动,前者为后者的表演程式命名,后者的舞台实践为前者的戏曲批评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视角、新可能,二者相得益彰。改善批评现状,首先需厘清对戏曲表演艺术的认识,即剧本虽有“一剧之本”之称,戏曲艺术的精髓却在于表演。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这样阐释戏曲剧本与表演的关系:“有的本子能当小说看,挺好,可不能演……可有的本子看来挺简单,没都写上,但是意思都有了,演员再一琢磨,发挥发挥,戏就更活了,更好看了。”同理,同一剧本因其表演呈现不同而千差万别,评论者如果不能由“表演”读懂作品而仅从故事或剧本层面进行评价,此戏与彼戏就难分秋色,戏评也就失去了其甄别品鉴的功能。从历史上来看,翁偶虹、苏少卿、阿甲、吴小如……但凡在戏曲批评史上留名的批评家无不认清这一根本并以此为批评核心。比如《拾玉镯》这出戏情节简单,属于做工戏,懂戏者可以津津乐道于每一个细微动作的内里乾坤;《大探二》这种唱工戏,批评者则可分别对老生、花脸、青衣的唱透彻地说上一番——可以说,只有懂表演,戏曲批评者才能深入理解戏曲表演艺术的精妙与丰富,才能使笔下的批评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就要求当代戏曲评论工作者走出书斋,走进剧场,走到戏曲表演工作者身边,切身感受戏曲表演魅力。相关部门也应积极搭建相应平台,为推动戏曲评论工作者和舞台艺术工作者的交流创建机会,多鼓励戏曲综合人才培养思路,让批评者更懂舞台,让表演者与批评者走得更近,再造创作与批评相得益彰的景象。尤其在精简文艺评奖项目、提倡“以评带奖”的当下,戏曲批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具有建设性的戏曲批评,应做到既谙熟戏曲的舞台性,精准阐释演员的表演呈现,又能够通过戏曲批评达到丰富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的目的。期待当代戏曲批评正本清源,回归艺术本体,为擦亮传统戏曲这一文化珍宝做出更大贡献,为传播戏曲文化发挥更大作用。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在广大医务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为健康中国建设谱写新篇章,努力开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新局面。。

          在本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进行了《环保宣言》庄严宣读,众人坚定铿锵的声音,让《环保宣言》在整个园博园里回荡;还有深圳安多福公司带来的环保主题摄影作品展览,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环保!本次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行为艺术秀表演:旗袍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快板表演《赞绿博,爱地球》、时尚秀《大美东方》、舞蹈《我爱你中国》和古筝演奏《战鼓雷》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尤其是最后表演的《环保时装秀》更是吸引了大众的眼球,表演的服装都是用废朔料袋、纸等做成,环保而不失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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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一起镇政府状告村民不当得利的案件在漠河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半个小时的庭审,在中国庭审直播网实时直播,全国网民都能通过网络观看庭审实况。互联网、信息化,让发生在边境小镇上的案件被外界知晓。“法院每一个法庭都安装了同步录音录像和庭审直播设备,科技含量一点也不比内地低。”漠河法院院长刘军介绍。在漠河法院,记者看到,执行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滚动闪现着各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画面。通过执行指挥系统,这里可以直接连通千里之外的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智慧法院”建设在漠河得到积极推进。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庭审直播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和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漠河群众打官司享有和内地群众一样的知情权,司法公开在这里得到落实。“大兴安岭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但是执行国家法律不打半点折扣。靠什么确保法院司法活动与内地一致,各项工作不落伍、零偏差呢?我们感到,信息化是有效途径。”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洛大雨说。通过网络,再远的法庭也能与上级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连通,再不起眼的案件也要接受来自全国网民的关注和监督。为此,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协调为辖区内的法院加大“智慧法院”建设投入,仅漠河市人民法院就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建成数字法院系统、执行信息系统、科技法庭系统等多个信息化系统,从审判到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在网上完成。“不少案件在裁判前,法官可以通过裁判文书公开网查询全国各地法院的类似判决。”洛大雨说,以裁判文书公开网为基础的司法大数据,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确保了“类案同判”。让边疆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暖与公正守边固边是边疆干部群众的神圣职责。对于法院而言,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边陲,让边疆群众感受到法律的温暖与公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在漠河法院,记者见到了一位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叫黎湛隆,曾任漠河法院常务副院长。退休10年来,他坚持义务调解纠纷,如今,在漠河法院,还专门设立了“黎湛隆调解室”。由于办事公允,找他调解纠纷的群众很多。大量案件经他调解后圆满解决,避免了诉讼之累。2016年夏天,两位老人在一处临街的墙脚下休息闲聊,突然墙体倒塌,造成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重伤。由于对赔偿数额达不成一致,死者一直没有得到安葬,矛盾纠纷越闹越大。当地党委政府鼓励家属到法院打官司,但家属不同意,威胁抬尸上访。黎湛隆听说后,主动请缨做调解。凭着良好的口碑和丰富的调解经验,黎湛隆获得了家属的信任。他站在死者一方的角度分析案件,讲明各方的责任,并提醒家属闹访的法律后果。“我告诉他们,事情一直悬而不决,是对死者的不敬。如果他们愿意依法解决问题,我愿意做死者葬礼的司仪。”年迈的黎湛隆一次次苦口婆心相劝,最终打动了死者家属。最后,赔偿协议达成了,黎湛隆也兑现了承诺。作为曾经的法院领导,黎湛隆主持葬礼,给了家属很大的安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党中央对全国法院的要求。在刘军看来,除了依法审理每一起案件,还要切实解决执行难,让生效裁判得到落实。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攻坚战中,漠河法院雷霆行动,惩戒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赖”,啃下了一批“硬骨头”。8月2日下午,记者跟随漠河法院执行法官拘传失信被执行人。当执行干警赶到失信被执行人陈某所开的店铺时,陈某还不以为然,嘴里嚷道:“不就是要钱嘛,没有现金,只有一屋的货,等我处理完就有了。”法官向陈某说明,由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拒绝签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已经触犯法律,将对其司法拘留。当冰冷的手铐铐在陈某手上时,她才慌了神,连忙让店里的伙计把她的钱转到法院专门的执行账户上来。“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受理案件437件,执结331件,有不少都是通过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惩戒,迫使其履行义务的。”执行法官康云飞说。百年红松见证忠诚干净担当“最偏最远最放心,最北最冷最忠诚。”在漠河法院党建活动室,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标语。这是漠河法院党组对全院干警提出的基本要求。与内地相比,漠河法院的年收案总量虽不多,只有1000件左右,但是漠河法院一线的法官仅有3名,也就是人均办案300件左右,这和全国许多地方法院一样,“案多人少”。“漠河地处大兴安岭深处,林海雪原景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每年,除了常见的涉林涉农案件、环境资源案件,还有不少旅游纠纷,办案压力很大。”刘军说,“3个法官中如果有人生病了,我第一时间就得赶去看看怎么回事,因为倒下一人,意味着1/3的案件没人办。”最大的挑战还是来自冬季严峻的自然气候环境。冬天,漠河经常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白昼时间短,但法院还得正常运转。“每天,上下班走在路上就是考验,一眨眼,上下眼皮就冻上了。”干警们向记者介绍极寒天气下的种种故事。有一年,法院大楼水管结冰爆裂,刘军带着干警抢修。当漏水的地方被堵住后,人们才发现,这里竟然是高压配电室,脚下一尺深的水一旦触到电源,后果不堪设想。“艰苦的条件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两年前,我刚到大兴安岭地区中院工作时,地区120多名员额法官中只有1人是法学专业科班出身,其他的都是‘半路出家’,在工作后才学习的法律。”洛大雨说,漠河法院编制28人,现在只有22人,招不来人,留不住人,是这里面临的人才困境。“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我作为院长最紧要的工作之一。”刘军介绍,为了提高干警的政治素养、法律素质,提高全院的向心力、凝聚力,漠河法院非常注重党建引领,通过党建带队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在法院的绿地里,干警们每人认养了一棵西伯利亚红松,这种树平均可活800年。我想通过认养树苗的活动,告诫全院干警,要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案件。80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但是,这些树是历史的见证,见证我们所审理的案件,见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的奉献。”刘军说。民事纠纷连接民生冷暖,刑事案件更是关乎公平正义。对于司法而言,发生错案是刑事诉讼的最大风险,防范错案是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重大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一方面大力纠正冤错案件,另一方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筑牢防范冤错案件的制度堤坝。严守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才能真正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一看似抽象的概念,恰恰体现在司法个案的具体环节中。今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法制科接到这样一起侦查部门流转过来的案卷。公安机关在例行检查某宾馆时,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起获了疑似冰毒的物品。不过,办案侦查员忽视了取证程序,整个取证检测过程存在明显瑕疵,最终因证据不足导致嫌疑人被释放。司法实践中,这种案例并不鲜见。一些存在犯罪事实,但同时伴随各种证据问题的案件,让司法部门定放两难。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重点之一就是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通过编织细密的制度规则筛子,过滤掉刑事案件中可能导致冤错结果的风险点,确实保障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符合法律要求,使公正裁判的证据体系基础更加牢固。司法机关百分之一的错误,对案件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证明标准不能打折扣、降要求。“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庭审以证据为中心”,推动形成刑事诉讼新格局,努力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次诉讼、每一起案件中。要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就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破难题,发挥好现代科技智能化、精准化、可视化等特点,推动解决传统手段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难题。当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利用现代科技不断突破司法人员在体力、智力上的局限,借助司法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把法官检察官从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处理司法核心业务,整体运行效能得到有效提升。公平正义永远是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面对司法实践中的痛点、难点,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力量源泉,虚心向人民群众问计,推出一批饱含群众智慧、实践理性的新举措新做法。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做到改革过程让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成效让人民群众评判、改革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日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为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从多角度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活动,邀请学生及家长参观法院、旁听庭审,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法院、了解庭审过程,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图为孩子们在参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智能机器人。黄金崑摄(人民视觉)【案例】茜茜的母亲魏女士为让孩子学习舞蹈,在舞蹈中心某分校区付费1.5万元购买了50节课,中心向茜茜出具《培训收费单》。茜茜在《培训收费单》背面的《入学须知》上签字后入校上课,但学习10节课后该校区停课迁址。因新校区离家较远、交通不便,茜茜停止上课,并要求退还1.5万元培训费。舞蹈中心称,上课地点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迁址不构成严重违约,茜茜无权单方解除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茜茜交纳费用接受培训,与中心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虽未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就合同基本内容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应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均应遵守《入学须知》和《培训收费单》中的条款。《培训收费单》显示“中心名称”为舞蹈中心某分校区,所在地即为茜茜入学时的上课地点,该中心单方变更上课地点构成违约。鉴于合同内容为向未成年人提供课外培训服务,履行地点的变更会对茜茜履行合同造成实质性影响,故茜茜有权解除合同,培训学校应将剩余培训费退还。最终法院判决培训学校退还茜茜培训费1.2万元。【说法】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合同履行内容、方式进行变更。但一方擅自变更合同内容,对另一方造成实质性的严重影响,导致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还可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主张赔偿。培训机构擅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家长可要求解除合同,如未经协商更换合同约定的授课老师、一再拖延开课时间导致课程无法继续等。当变更内容对孩子接受培训造成实质性影响、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严重程度,家长可行使合同解除权。如果仅为不影响合同履行的细微调整,则不宜解除合同。另外,因培训机构擅自变更导致合同解除,家长仅可要求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而对于已经产生的费用,培训机构可不予退还。法官提醒,书面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和保障。培训机构可能不会主动签订合同,家长亦可主动提出,并保留收费票据、宣传手册、招生简章等材料。碰到培训机构擅自拖延开课时间、变更上课地点、减少或缩短课时、开课后额外收费等情形,书面合同或上述材料即有可为之处。(本报记者张璁整理)今年5月11日,山东烟台龙口市公安局发布悬赏公告,通缉19年前杀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山东省委政法委微头条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全省政法新媒体矩阵很快形成信息的立体覆盖,阅读量超1300万次。10天后,专案组民警根据网友举报,将改名换姓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艳在北京一小区抓获。今年以来,山东省委政法委充分发挥新媒体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将逃犯信息发到网上进行通缉,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力量收集线索、参与破案,用网络力量为逃犯布下天罗地网,让犯罪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据统计,仅今年4、5月份,该行动就通过网络助力公安机关开展网上追逃17起,在网友的帮助下抓获一批违法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据介绍,山东省委政法委统筹全省新媒体矩阵,依托互联网通过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借助网络微力量汇聚警民力量,推动山东政法工作创新发展。今年以来,以“齐鲁石敢当”为首的山东政法新媒体组织还开展了“微寻人”“微举报”“微围观”等,通过新媒体的运用,激发了基层政法工作“潜动能”。“微举报”打造山东版“朝阳群众”。山东省委政法委鼓励各级政法机关依托新媒体为政法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政法机关开发了一批服务为民、执法办案的新媒体功能平台。其中,“微举报”平台是应用最广泛的平台,借助新媒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开展各种线索的征集,以打击违法犯罪、净化社会环境、助力平安建设。济南天桥警方依托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建立有奖举报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了一支“泉城义士”队伍。日照市依托“东港大嫂”,积极协助当地政法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打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成为当地政法群众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山东政法新媒体矩阵借助“微直播”的形式,将一些政务活动通过网上同步直播向网友进行宣传,达到教育人、引导人的目的。山东法院系统多次组织“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山东省委政法委提前下达直播通知,直播后,全省新媒体矩阵启动全网推送模式,为广大网友奉献了一堂生动的普法公开课。今年以来,省委政法委还协调全省检察院系统多次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新媒体小编走进检察院直播检务活动,向网友和社会推介宣传检务工作,增进理解,拉近检民之间的感情。开展“微寻人”帮助家庭重圆“团圆梦”。山东省委政法委积极借助网络话题建设,吸引群众参与政法业务工作,借助新媒体广泛开展各种便民、利民、为民的服务。其中,“微寻人”项目是借助新媒体受众广泛的特性,以发动网友接力寻人方式,帮助走失者、离家出走者及早回家。“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推动相关单位和企业堵漏建制,促进行政执法机关严格监管执法,是其应当坚守的法律职责。“要努力使检察建议体现刚性、做到刚性。”不久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深圳举办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检察建议的落地落实问题被特别强调,最高检表示,检察建议绝不是发出去就了事,要紧紧盯住效果,监督落实情况。把问题指准确,让解决建议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灰黑色、散发着臭味的污水从排污口直接流入水库,营运游船随意停靠招揽生意,破旧船舶发生柴油泄漏,大面积水域被油污覆盖……去年6月,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对辖区内生态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时发现,当地的化成水库存在污染问题,而巴州区20多万群众饮用水就取自该水源地。经调查核实,化成水库是一座集灌溉、城镇居民生活饮水、旅游观光等作用的中型水库,是省政府批准的一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然而在库区竟有化成镇医院等7处直排口向水库直排污水,同时50余艘以柴油为动力的营运船舶从事经营,造成水体严重污染。“区级有关职能部门履职不到位,导致以上违法情形长期未得到纠正。”办案检察官介绍,2017年8月巴州区检察院分别向区环保局和地方海事处发出检察建议书;同时,结合中央环保督察,检察机关促成区政府相继印发《化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整治方案》和《化成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整治调整方案》,确保检察建议有效执行。随后,巴州区检察院多次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污水管网设施、保护区标志标牌和禁航警示牌、浮标等,已全面启动建设,随着污水的集中处置,违法建筑的拆除,污染养殖等场所的关闭、整改,船舶淘汰更新,化成水库受污染的状况逐步改善,20多万群众喝上了安全水。检察建议得到落实,问题得以解决。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提出诉前检察建议596件,针对食药安全领域提出诉前检察建议172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直排、违法倾倒垃圾等民生问题。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针对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强,被建议单位才会信服建议、听从建议,认真整改,使有关问题能够及时妥善解决。”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对各行业、系统问题缺乏研究,检察建议多用概括性、模糊性的语言描述相关问题,如“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完善”“责任心不高”等,导致检察建议的内容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被建议单位的整改往往也浮于表面、效果不佳。实践中,存在部分案件检察建议制发几年后,被建议单位仍没有对整改情况进行反馈的情况。“无论是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还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检察建议,都要把问题指得精准,解决建议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可行性、操作性要强,同时就落实检察建议的期限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表示。在完善相关规定方面,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要及时启动对《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修改,对检察建议的制发程序、文书标准等作出全面细化的规定,推动检察建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让检察建议更好发挥作用。加强类案检察建议,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社会效果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成年人聚众斗殴案件中,发现中学生法律意识淡薄问题突出,就针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犯罪情况进行了调研,通过对2013年以来区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专题统计,深刻分析学生犯罪增长原因,提出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法制教育、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强化学校管理等对策建议。2017年1月,赣榆区教育局作出书面回复,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法治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学校制定法制教育计划。2018年来,学校采用邀请检察官开展法制报告、升旗仪式“小课堂”、微电影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一组数据更能说明效果如何。2017年,赣榆区检察院办理在校生犯罪案件6人,案件人数同比下降66.7%,在校学生犯罪比例大幅下降。”赣榆区检察院检察长刘波介绍,类案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更为显著,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片”的社会效果。“个案监督针对的是特定单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另外影响力也不大,效果就有局限性。而类案监督针对的是多发性、社会性的问题,通过向某一个方面的行业主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有助于促成一些部门和领域的行为更加规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王燕鹏检察官介绍。记者了解到,当前检察建议主要是针对具体案件中反映出来的违法情形、管理漏洞发出检察建议,案内、个案的检察建议多,针对司法办案、社会治理普遍性问题的案外、类案检察建议少。“个别检察机关基于考核指标的要求,强调制发检察建议的数量,而缺乏对类案、普遍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发出检察建议的能力和勇气。”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实上,针对普遍性问题、类案发出检察建议的质量要求更高、监督效果更佳。“加强对类案、一类社会问题开展检察建议工作的力度,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和精准度。”针对个案检察建议多,类案检察建议少的情况,最高检侦查监督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制发检察建议不在多,而在精、准、实,要注重对一类问题的总结分析,力争让一个检察建议堵塞多个漏洞,解决一批问题。强化监督保障,提升检察建议的落实效果“虽然大多数被建议单位在接到检察建议后,都给予了回复,但有的无后续整改措施;有的纠正措施非常笼统,程式化、虚无化;有的表态整改而并无实际行动;还有的甚至在态度和行为上对检察建议进行抵制。”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还不理想。“办案检察官发现,在学校周边存在较多无证经营摊点,考虑到学生安全问题,遂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是城管部门的职责,而城管部门认为此事应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管理,相关检察建议一直未得到执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刘萍介绍,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建议单位之间没有隶属、管理关系,不能以层级管理关系形成相关压力促使其重视问题整改,被建议单位之间也常以没有行政职能为由相互推诿整改责任。“要善于‘借力’提升检察建议的力度刚性。”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华介绍,泰州、宿迁市人大常委会已出台关于检察建议工作的相关决议,两地检察机关依托人大监督效力,提升了检察建议的权威性;实践中,连云港市检察院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案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等共同参加的检察建议督查会议制度,提升了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键也表示,要通过检察建议公告宣告制度,借助党委、人大、相关机关和社会力量,增强监督刚性和社会支持度。“下一步,要积极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推动完善相关立法,对检察建议的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对难度大、影响大的检察建议进行公开的送达和接收回复,体现仪式化、庄重化、监督化等内涵。”针对如何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多地警方陆续接报一类蹊跷案件,不少受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手机接收到大量短信验证码和银行扣款信息,同时手机银行APP登录账号和密码也遭到篡改,账户里的钱不翼而飞。警方破获此类案件后发现,不法分子利用特种设备实时获取用户手机短信内容,进而利用银行、网站、移动支付APP存在的技术漏洞和缺陷,实现信息窃取、资金盗刷和网络诈骗等犯罪。警方还发现,尽管不法分子使用了所谓“黑科技”,但仅仅泄露验证码并不足以令其轻松得手——绝大多数用户“中招”的真正原因是泄露了身份证号等其他重要个人信息。当前,诸如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兴犯罪,并非是单打独斗,幕后隐藏着地下黑色产业链这只真正的“黑手”。这条地下黑色产业链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网络技术为主要手段,在上游通过黑客渗透、木马病毒、恶意网站等手段与下游犯罪紧密关联,危害公众人身财产安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网络空间管理秩序,甚至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直接或间接威胁。尤其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往往令受害者猝不及防。随着电信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传统的单点防御面临很大挑战,防范上游犯罪、深挖地下黑色产业链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分析这些新兴犯罪的特点不难发现,上游犯罪为下游犯罪提供工具、技术和数据等方面的支持,客观上帮助了下游犯罪的实施;另一方面,下游犯罪在上游犯罪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作案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对上游犯罪“黑科技”的依赖与使用也越来越多。从立法层面来看,当前刑法对于控制、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非法程序和工具支持,以及盗窃、盗刷、诈骗等进一步犯罪行为,都有严格的惩戒措施,为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和威慑不法分子提供了法律基础。但在法律适用层面依然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由于网络犯罪隐蔽性的特点,难以取得网络上游犯罪与下游犯罪形成共同故意的相关证据,导致在主观认定上存在难点,很难将网络黑色产业链威胁源的团伙按照共犯论处。同时,由于下游犯罪查实难,实践中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又多以下游犯罪成立为基础,因此网络黑色产业链的打击与司法判定工作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上游犯罪是这条地下黑色产业链的“七寸”。面对新兴的网络犯罪,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乃至于行业自律,都必须着眼于全产业链的打击,特别是切断来自上游源头的支持,才能真正遏制下游犯罪滋生,最大程度挤压网络犯罪生存空间,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网络环境安全感。面对暑期日益增长的公民出入境办证受理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开通多项自助服务,合力应对暑期公民出入境办证高峰。图为民警为办证群众讲解办理证件流程。张枨韩斌摄影报道王荣弟是一位在法国打拼了近30年的老华侨,可是前段时间他却遇到了件难事。原来,随着年岁增长,王荣弟和妻子选择回到老家浙江温州安享晚年。由于长年在法生活,他的三个子女均已入了法国籍,他们想和老两口相聚,就必须回国一趟办理团聚类居留许可。对办事流程的不熟悉,让他们有些犯怵。今年5月,当他们听说当地公安部门有一个“警侨在线”平台时,就尝试着远程询问办事流程。没想到,民警不仅在线对其材料进行了预审核,同时还帮其预约了办证时间。不久,他们回温州通过出入境“绿色通道”,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助侨惠侨平台带来的便捷。温州是著名的侨乡,68.8万温籍华侨和200多万在外温商“回家办事难”是个现实问题。为此,当地探索借助远程音视频技术,在目前“全市受理、全国通办、全网流转”的“温警在线”平台中开放“警侨在线”服务功能,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红利惠及海外华侨。据介绍,通过这项改革,解决了多方视频会议和身份认证、语音识别生成笔录、图像合成等业务嵌入问题,实现国内工作室和国外联络点的音像同步、在线互动,对必须“线下办”事项,视频确认群众身份和委托书后,国内关系人线下完成有关手续办理,经调查后审批办结,谈话笔录和视频资料作为办事依据。南非华侨李学,户籍在当地的瓯海区,去年他在市区购买了新房,便想把户口迁移到新房所在地,但因业务繁忙一直无法回国办理。6月14日,当他听说南非“警侨在线”服务平台开通的消息后,就主动联系当地侨团,要求在线办理。当日,在民警远程视频引导下,他登录在线平台,五分钟时间就顺利办妥户口迁移手续。事后,他逢人就说,这个平台不仅能轻松办事,而且能办出好心情。“推动全流程改造,真正让每一部手机都成为一个办事窗口。”温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服务华侨只是平台的应用之一,目前已开发了具有“全事项上网、全智能审批、全时空通办、全方位服务”功能的2.0版人工智能办事平台,设计了适用于各类事项的网上办事通用框架,集事项模糊检索、人机交互引导、数据自动比对、系统分配流转等功能于一体,逐步实现以现场办理、人工核验与纸质证明复印存档为核心的传统业务办理模式转向以电子身份认证、数据共享核验与电子存档为特征的“互联网+”电子政务办理模式。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多,超过本地人口3倍,是典型的人口倒挂区域。在经营活动密集、人口流动大的环境下,各类治安刑事纠纷常有发生。但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仅靠公安机关,很难彻底化解群众矛盾。2010年3月,海珠区凤阳街道创立“司警联调”纠纷调解模式,在派出所设立凤阳司警联调室,由街道聘请两名专职调解员,经司法所培训后派驻到司警联调室从事司警联调工作,专门调解各类因治安案件引起的民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前不久,海珠区康乐社区老街坊伍叔兴来到凤阳司法所,一见到司法所的同志,就拉住他们的手热情地说:“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难题啊!”原来,两个月前伍叔出租的铺位到期,但租客既不续租又以种种理由拖延交租,虽多次交涉,但双方一直无法谈拢,还差点打起来,险些酿成治安案件。为此,伍叔找到凤阳司法所派驻凤阳派出所司警联调室的人民调解员老张。在接到伍叔的申请后,老张邀请两位当事人到调解室来摆龙门阵,释法律、讲人情。最终双方达成续租的协议。老张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在他的调解生涯里,已成功调解了上千件案件,无一投诉。以前群众遇事总爱找警察,现在大家还知道遇事可以找人民调解员了。这大大减少了小矛盾导致大纠纷的发生率,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为进一步完善“司警联调”机制,今年以来,海珠区整合资源,打造凤阳街人民调解中心。该中心是由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共同协调、管理、指导的中心,既是案件调解、调处的调度中心,也是法院、司法所、派出所、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调解资源的联动中心。人民调解中心对整个街道的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调处进行管理、指导、分流、协调和处置,并对重大、复杂疑难纠纷进行分析研判预警、提出意见,实现各类资源和信息有效整合和共享。此外,为积极践行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调解协议达成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规定,海珠区凤阳街道与法院合作,对已成功调解的案件,在取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交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提高调解的公信力与司法效力。不到一个月,已有30余件交通事故案件得到司法确认,将法律的刚性与调解的柔性相结合,更好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司警’之间的紧密配合,公安派出所的执法刚性与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柔性更好地得以发挥,在基层维稳中发挥了多重优势: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公安警力有效释放,普法覆盖各个角落,警民关系更加和谐。”海珠区委书记马正勇介绍,“司警联调”机制运行至今,已经成功调解纠纷3500多宗。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擘画出发展蓝图。同年10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列为“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举措而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如何建设,当前面临什么难题?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新时代大湾区经济腾飞?日前,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来自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内地与港澳互利合作”这一议题集思广益,共谋良策。推动建立综合协调的机制国际上,湾区一般指的是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依照设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让这里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委员们认为,大湾区建设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委员、专家们普遍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天然的优势。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澳门是国际化的城市,珠三角地区则是制造业重镇和新兴的科技创新阵地,且粤港澳之间的合作,也至少有40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就一直积极参与珠三角地区的建设,大大促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发展。同时,港澳的经济也受惠于珠三角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困难也不小。大湾区建设是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制度”环境下实施的。委员、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湾区建设,首先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发挥“一国”之利、“两制”之长,寻求不同制度规则下的最大公约数,而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大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和重要途径。“目前三地有期待有热情,也有不同愿望和需求。”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裘援平表示,为避免同质竞争、重复建设和“碎片化”,需统一领导、凝聚共识,把握方向、找准定位,重点谋划、相向而行。裘援平建议,应着重谋划一批有助于港澳融入大湾区的举措,鼓励和调动港澳各界参与积极性,推动港澳与内地民心相通、齐心协力;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方面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在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困难的就是‘综合协调’。”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海鸣说,大湾区应当从法律、政府、市场、社会四个层面建立综合协调的机制,协调处理大湾区内的法律、税收、金融、知识产权、社会管理等多种复杂问题。推动资源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是焦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制度,推动大湾区内资源要素便捷高效流动,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委员、专家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三地一个共同的聚焦点。”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说。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要打通人才流,实现人才共享,创新人才流通的机制;打通技术流,推动特定技术及物资的共享;打通服务流,推动服务便捷高效;打通资金流,推动资金使用的便捷高效;打通信息流,推动湾区教育医疗共建共享。“比如在推进湾区教育医疗创新发展方面,制定港澳医师在内地的执业地方标准,简化港澳医生在湾区长期行医的手续,试点三地专科医师共享及多点执业,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生的招生纳入到教育部统一招生的计划。”吴以环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安全便捷流动是建设的重要基础性环节,应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大湾区资源要素跨境优化配置和相互组合。”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说,当前湾区内资源要素流动仍存在很多障碍,如《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仍属出入境证件,应尽快立法确定其作为港澳居民在内地的法定身份证件,并纳入公民身份信息核查服务平台。同时,对港澳居民在内地就学、就业、社保、医疗、住房、设立公司及法律文书认受性等问题进行综合安排。未来大湾区的重点发展方向,也是委员、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大家认为,大湾区的建设应该突出重点、整体推进,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兼具科技、金融、制造综合优势,完全有条件建设成复合型的国际创新中心,为国家新一轮创新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高水平的国际竞争发挥支撑作用。“大湾区城市可以加强区内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创新科技的研发及应用,建立大数据共享平台。”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说,比如促进电子身份认证和电子支付等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智慧城市集群式发展;推动专利技术创业孵化、应用转化、完善知识产权的制度等。“要把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作为把大湾区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来考虑。”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耿惠昌说,创新之道关键看人,要达到把大湾区建成全球科技创新新高地这样一个目标,还需要尽早制定能够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加大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解决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的待遇问题等。要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目标之一。委员、专家们一致认为,大湾区的建设要以“人”为出发点和着力点,便利大湾区内群众就学就业、创业置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尤其是吸引港澳青年参与其中。“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实现澳门和内地湾区城市之间的就业、创业政策接轨和福利保障体系并轨,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增添动力并解决后顾之忧。”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吴志良认为,以港澳青年为重点,提升港澳居民在湾区融合发展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发展“一国两制”、增进四个认同意义重大而深远。“通过大湾区城市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可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和湾区建设储备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力量。”吴志良说。“如今,内地加快提升了港澳居民的国民待遇,但在学习、就业与创业方面仍有可改进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说,“大湾区建设已实质启动,港澳青年要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人才、资金、信息以及物流的有效流通,为国家战略发展注入新生力量。”霍启刚也认为,针对港澳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研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鼓励更多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学习和工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长远的战略,青年人将起主体作用。因此,要培养更多爱国爱港的青年人,增强他们的国情认识及身份认同。”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林健锋表示,中央及特区政府应继续大力支持官方及民间团体所举办的内地实习与交流活动,推动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发掘更多欢迎港澳青年的优质企业与院校,加强监察实习与交流活动的质素,鼓励部分企业与院校考虑取录与聘用曾参与相关活动的港澳青年,以同龄人的交流合作带动,以向上流动的机会,强化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让他们明白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与责任。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体育的认识都还停留在竞技体育上,认为竞技体育就是精英体育,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我国的体育发展上一度形成“重竞技、轻大众”的局面。但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教育理念的变化,群众体育赋予老百姓享有运动的权利,使人们拥有更好的运动场所、更多的体育锻炼机会,更加快乐地享受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推进场地开放,给孩子们创造从小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让广大青少年热爱体育,在体育中得到身心上的全面成长。尽管青少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和场所,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少年儿童体质健康仍然不容乐观。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孩子是家庭和社会希望所在,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小篮球”运动。所谓“小篮球”,是相对现在成人篮球而言,成人篮球无论在篮筐高度、场地面积、规则设计上都有很多不适合少年儿童的地方,小篮球不仅使用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小的篮球,而且在规则设计上回归了游戏本质,以适应12岁及以下(3—6岁及6—12岁)少年儿童身心发育特征,也降低了少年儿童参与篮球的门槛,提升了低龄儿童的篮球运动体验,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同时小篮球规则要求保证每个球员的上场时间,要求教练员以冷静、沉着和友好的态度给球员们提供建议和指导,要求裁判员以和蔼、友善、富有耐心和爱心的态度给球员们以引导和教育,这对少年儿童来说也是全方位的教育。小篮球运动的发展,核心目标就是将篮球融入学校和各类少年儿童的生活场景,以符合少年儿童生理、心理特征的小篮球技能训练、团队活动和比赛等形式,培养和激发他们的参与兴趣,鼓励和吸引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家门,走进体育馆(场),走进社区,走向户外和大自然。小篮球运动将培养孩子们的领导力、执行力、团队协作和沟通交流技巧,在体验“成就”和“挫折”的过程中培育健全人格。目前,有关小篮球场地器材的尺寸标准已随规则问世,但在社会上真正普及更小的球场、更矮的篮筐、更小的篮球仍需要时间。建议通过小篮球联赛这一抓手,推动有关部门和市场加速小篮球的普及。目前,在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联合推动下,小篮球正在走向校园和各社会场所,由此将驱动各类硬件场地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但这一发展过程,也要与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智慧场地等新方向紧密整合。开展小篮球运动,教练员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我们还缺乏对教练有效的指导和培训,相关的书籍也很难在市场上买到。建议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加快推进对教练员的培训,系统地、有标准地组织小学体育老师参加培训,明确“练什么、怎么练”。此外,除了技术、身体等专业技能方面之外,教练员的培养还应该加入心理、礼仪、文化等层面的内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教练团队中引进这样的专业老师,共同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让孩子们在篮球技能之外,还能学习到更多积极健康的东西,帮助他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今年以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政协创新工作思路,改进提案办理方法,开展市县两级委员联动,带案视察提案办理情况。通过专题调研视察,协商沟通,督促提案承办单位及时迅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图为政协委员带案视察乡村旅游工作。高荣光摄编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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